李斯（约前284年--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芦冈乡李斯楼村）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为相多年，政绩显耀，深得秦始皇恩宠。是他的一篇《谏逐客书》，总结了秦国不拘一格用客卿、变法图强成霸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突破国别藩篱、大胆任用贤才的施政方针，为秦朝留下了“众客”，也就是“人才”，为秦统一天下储备了一批“干部”，为秦灭六国奠定了基础，“二十余年，竟并天下”；是他审时度势，反对泥古，摒弃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开两千余年中国政制之先河；是他锐意改革，力主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这一切，使这位有名的“法家人物”，备受后人推崇。

然而，这样一位推动历史进程的人物，早年资料却很少，《史记·李斯列传》只说他是“楚上蔡人也”，语焉不详，大约生于平民之家，饱尝稼穑之苦，很早就进入了官场，“年少时，为郡小吏。”郡乃古代行政区域，始于战国时期，秦之前比县小，秦之后比县大。上蔡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是古蔡国所在地。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建立西周，封其弟叔度于蔡，建立蔡国，史称“上蔡”。李斯早年进入官场，当了上蔡县芦冈乡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公务员，其日常工作，就是给领导呕心沥血写讲稿，绞尽脑汁弄公文，在人们的不屑与白眼中苦熬岁月，其彷徨与郁闷，一如黄河之波涛，澎湃而汹涌。一向灵思飞旋的他，开始总结人生经验，他发现，茅厕里尖嘴猴腮的鼠辈，居肮脏，食恶臭，不断被人声犬吠所惊吓；而粮仓中那些脑满肠肥的硕鼠，居华屋，食积粟，养尊处优，何其美哉。李斯比较两种鼠辈命运之异同，喟然长叹：“人之贤不尚譬如鼠辈，在所自处耳！”他的这番“鼠论”，把人生的所谓理想信念道德统统抛之脑后，只留下了一条赤裸裸的宣言：人与老鼠并无区别，就看你身处什么地位了！此后，这番高论成了他的人生支点，实用与势利，成为他日后腾飞之“两翼”。

于是，为了做一只远离茅厕入居华屋的“老鼠”，李斯风尘仆仆前往山东兰陵县，投身大儒荀卿门下，刻苦操练“帝王之术”。荀卿是战国末期赵国人，在齐国有名的高等学府“稷下学宫”开席讲学，并出任兰陵县令。他是著名儒学大师，世称“荀子”，然而，他的儒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孔孟之道，有着很大区别。譬如，孔孟主张“知天命”，他主张命运在我；孔孟说“人之初，性本善”，他说“人之初，性本恶”；孔孟倡导“法先王”，他主张“法后王”。如此等等，南辕北辙。他以这些颇为惊世核俗的哲学思想为基础，创立了一套神乎其神的“帝王之术”，一时间风靡天下，不少年轻学子趋之若鹜。荀子所谓“帝王之术”，其实就是从帝王视角出发，高屋建瓴，阐述如何治国平天下，堪称“帝王之师”。李斯与韩非，同时拜在荀卿门下。李斯所学，却是如何揣摩帝王心思，更好地为帝王效劳，以达到飞黄腾达之目的，“鸿鹄之飞”与“燕雀之志”融会贯通，构成了李斯先生学术思想之核心；而韩非所学，则超越其师，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位前贤的哲学思想，把商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融为一体，兼容了儒、墨、道诸家特点，形成了以法为核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战国时代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学成之后，李斯观览天下，寻找腾达之路，“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临别之际，他向老师荀卿辞行，发表了一统滔滔宏论，他说，如今诸侯纷争，冒险家纵横排阖，“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兽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李斯把那些不求进取者称为“禽兽”，令荀卿大感惊异，于是继续倾听——“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李斯就带着这样一腔沸腾如潮的仕进之心，来到了秦国，经过百般钻营，进入吕不韦相府，做了一介门客，好容易逮着一个良机，他向秦王兜售其“帝王之术”，劝说他灭六国，成帝业，一下挠到了秦王的痒处，立刻提拔他为长史。此后，他坚决执行既定战略决策，利用谋士与刺客，用拉拢与杀戮相结合的手段，对各国诸侯进行分化瓦解，取得很大成功。眼看鱼跃龙门，前景辉煌，可是，因为一条阴差阳错的郑国渠，李斯竟被秦王下令驱逐了。

那时候，列国纷争，韩国临近秦国，实力最弱，沦为了强秦嘴边的一块“肥肉”，韩桓惠王不肯坐以待毙，祭出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疲秦之计”：派水利专家郑国做为间谍入秦，游说秦王在泾水与洛水之间兴建一条大型水渠，欲以发展水利为幌子，耗尽秦国实力。在施工过程中，计谋败露，秦王大怒，要杀郑国，郑国先生不卑不亢地说：“俺老郑是韩国间谍不假，可一直在为你秦国谋福利，我不过为韩国延缓了几载寿命，却为秦国建立了万世之功，要杀要剐，大王您瞧着办吧！”秦王一听有理，下令继续施工，水到渠成，人称“郑国渠”。然而，这一尴尬事件，却意外地诱发了秦王的疑心病，为彻底扫除间谍，他断然下令，尽逐客卿。李斯身为客卿，当然在驱逐之列。当他被士兵押解着，礼送出境，行至骊邑（今陕西临潼）时，心底的万丈波澜呼啸而起，奋笔疾书，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谏逐客书》，雄辩地列举了客卿对秦国发展做出的历史贡献，深刻地阐述了客卿在秦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尖锐地指出了逐客之举的严重失误，他痛心疾首地说：“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秦王读罢，惊出一身冷汗，派人追回李斯，不久任为廷尉。廷尉是秦朝官职，为九卿之一，执掌刑狱，是主管司法的最高官员。《史记·李斯列传》全文引述了李斯的《谏逐客书》，欣赏之情，溢于言表，最后的记载是：“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

公元前213年，秦王嬴政46岁大寿，咸阳宫里举行隆重的祝寿宴会，70余名博士应邀到场，吟诗作赋，争相为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马屁拍得连天响，说陛下圣明威德齐天万古传颂啊！博士淳于越拍案而起，直斥他面谀，“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霍然起身，亢声说道：“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其实，淳于越与李斯之争，老淳哼的是儒家“厚古薄今”之曲，小李唱的是法家“酷法治国”之调。历来把两人之争笼统地归结为“儒法斗争”，显然是脱离当时特定语境的。如果这场争论停留在思想舆论层面，可能会像几千年之后共和国历史上那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一样，大家厘清思想，统一认识，将会大有益于天下也。然而，李斯却无限夸大，上纲上线，“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祸乱黔首。”至此，李斯开始露出一副狰狞嘴脸，赤裸裸端出了他的焚书之策——“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应当说，李斯用如此杀气腾腾的血腥手段，来处置不同意见与异端思想，开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焚书”、“弃世”、“族诛”、“同罪”、“黥面”，种种酷刑，触目惊心。他蛊惑秦王用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罪恶手段，来实现天下思想一统，造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文化浩劫。这场焚书之祸，究竟多少人因为藏书受到严刑峻法的制裁，不得而知；究竟多少珍贵的珍贵典籍被焚毁，无法统计。以至于太史公为撰写史记搜集资料时，根本找不到六国史书，不禁连声哀叹：“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序》）。

如果说，“焚书坑儒”是李斯蛊惑秦王对中国文化犯下的滔天罪行，那么，他戕害昔日同窗韩非，则是其人性卑劣的突出表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秦王读了《孤愤》、《五蠹》诸篇，大为惊讶，喟然而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说：“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王发兵急攻韩，务要得到韩非，韩王无奈，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与之作长夜之谈，“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害怕韩非取代自己，便谗毁说：“韩非，韩之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于是下令，将韩非下狱，李斯害怕生变，即刻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逼令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过了几天，秦王果然后悔了，“使人赦之”，可是，韩非早被老同学李斯毒死了。

李斯处心积虑谋害老同学，当然是为了保住丞相高位与既得利益，《史记·李斯列传》载：“斯长男由为三川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秦代的三川，指关陇地区泾河、渭河、洛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李斯长子李由官居三川太守，扼守帝国要冲，诸子娶的都是皇室公主，诸女嫁的都是皇室公子，李氏家族可谓满门荣耀。一次，李斯宴请百官，说自己此刻想起了老师荀卿的教诲“物禁大盛”，不禁恻然，“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才，遂擢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过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历史证明，李斯“物极则衰”的担心，并非多余；只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归宿，竟会那样苛酷而惨烈！公元前210年，随着始皇帝驾崩，“沙丘宫政变”爆发，公子扶苏被赐死，赵高像鬼魅一样绑架了李斯与胡亥。李斯一听赵高的政变阴谋，先是厉声斥责，说你怎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赵高嗤之以鼻：“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善者因祸为福，君何处焉？”李斯听罢，沉默不语。面对头颅落地的威胁与荣华富贵的诱惑，他的心旌开始摇摆，意志开始溃败，最后仰天垂泪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唉唉！既然不能死，那就听天由命吧！危急时刻，李斯为了荣华富贵，与赵高胡亥同流合污了。一世英名，就此完结；煌煌大秦，二世而亡，悲哉！

青史呜咽。铁律无情。恍然回顾李斯先生的“鼠论”，兀地令人百感奔临矣！他要做一只“居华屋，食积粟”的高级“硕鼠”，叵耐最后沦为了政治绞肉机中的一只可怜仓鼠，在二世胡亥、丞相赵高面前摇尾乞怜。二世说：“夫人生居世间焉，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赵高连连叫好，并教导他“严法而刻刑”，尽诛先帝旧臣，除掉兄弟姊妹，方可高枕无忧矣！于是“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李斯大感恐惧，“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上了一道《行督责书》，振振有词地鼓励二世实行督责：“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他肉麻地欢呼：“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

尽管李斯丧失了最后的廉耻，像狗一样匍匐在二世脚下，却依然没有摆脱赵高的残戮。公元前208年，丞相赵高奉二世皇帝之命，逮捕右丞相李斯、左丞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冯氏父子愤然自杀，李斯为了苟活，反复上书乞怜，“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秦二世之悟而赦之。”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还做如此幻想，堪称卑怯彻骨也；李斯得到的，只是赵高的酷刑，“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秦二世最后御笔朱批：“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所谓五刑，按秦律，凡是判处灭三族者，都要先在面上刺字，割去鼻子，砍去左右指，然后用竹鞭打死，再斩首，在刑场上用鼎煮其骨肉；如果诽谤罪、詈骂罪，还要先割去舌头。这些，统称五刑。不知李斯最后惨死，是否尝遍五刑？当他被提出死牢，押赴刑场之际，看到自己的小儿子也一同被押就刑，不禁老泪纵横，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其可得乎？”死到临头，他才想到要像草民百姓那样，与儿子一起牵着黄狗追逐野兔，岂不是太晚了吗？李斯被杀，还被夷灭三族，他的父母、妻妾、子女尽被屠戮。

客观地看，李斯堪称天才，文章写得极好，文采灿烂，如日月然；他独创的篆书，至今流韵千响；他之施政，也不乏远见卓识之举。但是，由于他以“鼠论”立世，以功利为先导，以现实利益为旨归，以富贵荣华为人生之本，失去了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基本道德底线，甚至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品格，嫉贤妒能，残忍恶毒，这才铸成了他的千古之殇，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若说他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为冤枉也。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铁一样无情而冷漠！太史公批评说：李斯作为国之重臣，“知《六艺》之归，持爵禄之重”，关键时刻却丧失原则，“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导致沙丘惨变，秦廷跌落，“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太史公说，有人认为李斯忠诚而被五刑处死，实在冤枉呢，其实并非如此。不然，以李斯之功，可以与周公、召公并列矣！

明代紫阳道人丁耀亢先生《天史》一书持论则更为严苛：“李斯尝为仓吏，见仓鼠而乐之。吾观斯死生，亦一鼠而已。始而谋饱，终而啮人，秦之社遂以空。及东门黄犬，仍思顾兔，驰心犹未死也。矫诏杀人而致族灭，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