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毙掉的“不许可写真”

这是一组侵华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照片，本是宣扬日军“英勇”的，却在寄回国内后，被报社盖上了“不许可”的印章毙掉了。

被毙照片多多少少都与当时的日本新闻宣传纪律不符。

据1938年4月《国家动员法》，“政府有权对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内容进行限制直至禁止。”

（不许可照片）

限制标准，当然就是以有利于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为第一考量。不利于日本形象的，一律不登，只字不提。

南京大屠杀为啥日本人直到战后还知道的那么少，不但报纸上不提一个字，就算回国的老兵如果敢谈及，也会被宪兵或思想警察抓去，盖以“造谣惑众”，监禁数月。

由此可见，这“不许可”的照片中，多数都是宣传了不该宣传的日军罪恶。

比如把中国人绑到柱子上、蒙上眼睛，用刺刀当场刺死的照片。

事隔近50年，这些“不许可的写真”在1990年代日本反战时期，又被日本报社解封，印出来以示警示和纪念，所以这些历史得以重见天日。

（不许可照片）

二、日军哪些不可以报道？日本有明确规定

九一八事变后，仅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两个报社，派往我国东北地区以及上海的记者，总数就超过了300人。

随着战事的继续，派往中国一线的记者越来越多。

据资料统计，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华记者增至400人；10月，增至600人。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达1000人。

8年战事中，日本记者团的规模仅次于中国。他们有个名字，叫笔部队。

（配图）

为管理记者们的报道，日本国内在1940年12月成立了言论统制机关——内阁情报局。次月又制定媒体限制令，禁止有碍于国家重大决定的言论，甚至对一般性事件报道也作出种种限制。

1943年，陆军报道部颁布《关于俘虏报道检查注意事项》，“对俘虏进行体罚或裸体劳动等虐待俘虏的行为”“用俘虏做苦役的事件”等，都明确规定禁止报道。

所以一些前线记者拍摄的诸如这一张，一群中国俘虏被日军用刺刀逼迫的照片，被打上了“不许可”印章。

（不许可照片）

三、那些颠覆你想象的作秀照

与“不许可”相对应的是“检阅济”，就是经过检阅此图有益，可以使用的意思。

什么是可以宣传的呢？

有益于“皇国国威”的，表现中国人接受日本人统治的、反映日军友善形象的，以及其他美化宣传军国主义的。

比如下面这张，一个日军背着中国老太太飞奔治伤，比如中国儿童拿日本国旗夹道欢迎日军的，还有日军与中国人合影的。

（作秀照）

这些都是日本为了改善南京大屠杀给国际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采取的刻意的秀作。

随军到中国采访的日本文学家大野苇平，根据徐州会战的见闻写的小说《小麦与士兵》，以美化侵略、颂扬武士道精神为主题，最后获得了日本的芥川文学奖，称为世界最高水平的战争文学。

军国主义淫威下，文学也是毫无节操地为军国服务，这也是军国文化特色了。

（作秀照）

四、中日伤亡比例，你想不到有多高！

隐藏着衰败信息，误导着国内大众，欺骗着国际社会视听，疯狂着军国的疯狂，鼓吹着军国的鼓吹，这就是日本二战时的高度统一的“举国一致”政策。

在笔部队的宣传下，九一八事变被颠倒黑白：事变“是因为中国政府实行排日政策、中国民众‘侵犯‘在华日侨的权益、中国军队‘暴戾’无理挑衅所致”。

日本国民看了这些报道后，无不表示“应严惩‘暴戾的’中国士兵，维护日本‘以十万生命、二十亿国币’取得的‘合法’权益”。

（作秀照）

日本隐瞒着前线的日军死亡真相，为了向国内民众制造“前线大捷”的假象，规定对国内发布战况，以日本死伤1个士兵，中方须死伤40个的比例来虚报战况。

比如1939年5月，陆军公布事变以来中方伤亡人数“至少230万”，而日本的只伤亡了“5.9万”人。

中国由于武器落后，军事实力不如日本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一般的研究认为是中国日本的伤亡比例是3:1，或者5：1，或更高一点，但日本宣传是40:1就是明显的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

（日本人看日军的画册）

这样做无非是取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更积极地送自己的丈夫、孩子上战场。

什么是军国主义？如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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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参考：王向远《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北京社会科学 1998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