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明末清初之际。在这约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天崩地裂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对于晚明文人的文艺思想影响是巨大的。说道晚明的文艺思想，几乎无一例外地提到李贽的“童心说”。他认为天下至美的文艺均出自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 “心之初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纸本心也”。这一思想被认为其实质是一种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具有反封建的个性解放色彩。理智的学说尽管冲击了封建正统思想，但他的影响不能深入哲学界。他的自杀表明他只能“在地狱里等待天堂”。

明 王铎 临王羲之《十一月四日帖》48cm×192.5cm 1640 荣宝斋藏延伸阅读：也谈王铎书法

反而由于提倡思想自由，提倡个性解放，以及万历以来被正统界认为“异端”的、狂禅之风在他的思想中的淋漓展现，对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无独有偶，作为明末清初的“二臣”王铎，不知是因为受了李贽“异端邪说”的影响，还是因为降清后自己内心的苦闷羞愧不得派遣，也为我们留下了《文丹》这样一篇充满矛盾的美学著作。他一方面维护儒家正统的“中庸之道”，一方面又对“怪”、胆、 气、 力 、奇怪 、胡乱 、放手、 和撒手的神通等大加礼赞，疯狂讴歌。

李、王二人的思想竟有如此的巧合吗？这种源于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多样思想的此消彼长、天棚地裂的时空错乱，交织着刺激和压力的内心矛盾争斗，刀光剑影、血肉模糊，搏杀竟然如此惨烈，发而为诗、发而为文、发而为画、发而为书，必然有披肝沥胆、锥心刺腹的真率；必然有惊心动魄、振聋发瞶的超越。毫无疑问，这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刺激和压力不会仅仅施之于李、王二人，事实上。当时的文艺家或多或少都有体验，而不能置身其外。

在晚明这个矛盾的世界里，在矛盾与冲突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丰富多样的艺术追求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在这充满个性的百花齐放的艺术追求中，也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共性。

王铎 临淳化阁帖无名氏法帖

晚明的几位巨轴行草书代表书家艺术追求的共性可用一个词来概括：超越。的确，以一个创作实践者的角度来看，要么就是自我的超越，要么就是兼此二者。晚明书法家中如徐渭、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璐等，他们的艺术超越表现在书法上，及表现在对书体的选择侧重上（如草书，尤其是连绵大草），也表现在对大尺幅的情有独钟和驾驭上（如巨幅书或者超长手卷）。尽管这种基于一种自我超越心态下的选择侧重可能在有意无意间，但是，基于人对自我境界、自我极限的挑战本能，尤其是晚明中有一大批具有非凡天才和功力的书家，这种本能就表现得更加激烈和奔放，晚明书法家是充分的理由来选择巨轴行草（或者超长手卷）来作为完成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载体。（转）附加阅读：

李贽

李贽晚年在狱中，要侍者为他剃头，等侍者离开的间隙，李贽用剃刀割开了咽喉，但并没有咽气，留下了一段对话。侍者问：和尚痛否？答：不痛。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而据袁中郎记载，李贽在自刎后两天，才始得脱离苦海，为他悲惨而激越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李贽，号卓吾、温陵、龙湖等等，是明朝著名的异端思想家。因其大胆，异端的思想，而被正统人士视为“诳诞悖戾”，“惑乱人心”。其书籍被当局禁毁，本人也锒铛入狱。李贽的悲剧，不但在明史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极著名的一个政治事件。

李贽母早逝，童年时随父读书。在十二岁时，就写文章讽刺轻视农业的孔子，这为他日后激进的思想埋下了伏笔。中举后，担任过多种官职，最后在云南任姚安知府时辞职，后半生基本靠朋友资助，埋头著书。留下了《焚书》，《续焚书》等著作，而正是因为这些著作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李贽晚年寓居湖北麻城，和湖北“公安三袁”气味相投。三袁中的小弟袁中道为他写下了长达几千言的《李温陵传》。称他：“中燠外冷，风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士非参其神契者不与言。”寥寥数语，便使李贽的性格跃然纸上。李贽是个内热外冷，不讲情面的读书人。而李贽品格更是让袁中道自叹不如，认为李贽为官清正、不好色、见识深邃、精于读书、刚烈正直。而这五种品格是自己学不来的。

李贽之所以会引起士大夫的反感，和他无情地揭露道学的虚伪有关。在《焚书·与焦弱侯》中，他说：“彼以为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而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说的是以周敦颐、程朱理学为一派的所谓正统人士嘴上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这种毫不客气，几近声讨的檄文，会让伪善的道学家坐卧不安，必置于死地而后快。

而李贽骂虚伪的读书人，同样也是痛快淋漓：“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能写诗的夸耀自己是诗人，不会写诗的，就以圣人标榜自己。又说：“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明着骂喜欢攀龙附凤的伪隐士，假士人。

李贽这种一根筋式的性格，有点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小男孩。而这种不讲情面的脾气，在现实生活中，招人嫉恨，可谓“天地不容”。而李贽正是因为这种不管不顾的直肠子性格，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他和学者耿定理比较投缘，寓居在他家中，但不幸的是耿定理去世的早，而李贽和他的哥哥耿定向本来就水火不相容，正是由于他和耿定向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最后悲剧的产生。

或许，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李贽的异端只是揭露了一些事实的真相，他否定了圣人的权威。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并提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等鲜明的学术观点。但这种具有明显反叛精神，对封建传统价值观质疑的反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而他悲剧的命运正在于此。

他的好友焦竑在《焚书》序中，这样说道：“宏甫（李贽字）快口直肠，目空一世，愤激过甚，不顾人有忤者。然犹虑人必忤而托言于焚，亦可悲矣！”知人莫如友，焦竑的话可谓一言中的。（文/欧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