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给我们现代人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晚清的权臣，而且还是那种手握军权可以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的那种权臣，不然为什么大清朝办洋务、搞外交都是他一手把持呢？当时的西方人评价甲午战争时就有一句话，说这甲午战争是“以李鸿章一人敌日本一国”，虽然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说，人家日本军民上下一心，是以一个有组织、有动员的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去战斗，而中国却无法协调国家力量，只是李鸿章靠他的个人威望和私家班底去跟日本一个国家去对抗，这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但与此同时，这句话好像也是在说，李鸿章能够摆平朝廷，调动军力和财力去对外发起一场战争，有这种能力的大臣只有当年的曹操和前朝的张居正这些人，可见李鸿章当时是多么的权倾朝野。那么不禁要问了，李鸿章是为何获得这么大的权力的呢？这就要从李鸿章处理的第一件外交事宜“天津教案”说起了。

1870年，天津的老百姓聚集在一起杀死了外国传教士，焚烧了法国领事馆，这件事情本来也是交给曾国藩来处理，曾国藩处决了闹事的百姓，但法国人仍然不满意，一定要求巨额的赔款，于是朝廷又派李鸿章去处理这个事，没想到李鸿章刚刚到任，普法战争就爆发了，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欧洲打起来了，于是法国人仓促之间就接受了原先的处理方案，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普法战争，大家都以为是李鸿章的声望和韬略在起作用，解决了曾国藩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从此之后，李鸿章能打仗、懂洋务又善于外交的名声就正式树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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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鸿章又历任了北洋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和两广总督，这些位置看似个个都是位极人臣，但是熟悉清朝官制的朋友心里都清楚，清朝那可是中央集权的巅峰，权力是牢牢掌握在皇家手里的，政府的财权军权也是掌握在军机大臣手中的，而这些军机大臣不仅不是李鸿章的人，而且很多还跟李鸿章有政治分歧，很看不上他。而李鸿章所历任的这些官位，更多是扮演了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就很像我们现在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清朝的皇室作为公司的大股东，可以听取你的建议，也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公司核心的决策权力你是别想染指的，股东大会一投票，说把你换了随时就把你换了。

所以在清朝皇室的眼中，李鸿章是一个能臣，或者说就是一个棋子、一个好用的工具而已。你李鸿章会练兵会打仗，那你就去跟日本人打，从当时李鸿章的一连串反应来看，他一方面在找外国人来调停，另一方面采取比较保守的防守打法，可以说，他心里边是不希望发生军事冲突的，当然这也是很多人批评他贻误战机的理由，但不管怎样，皇帝和社会舆论说让你打，李鸿章就不得不去打这场仗；而他晚年的时候，慈禧太后又派他去治理黄河，这时候李鸿章已经是一个75岁的老头了，距离去世只有3年的时间了，也不得不亲自带着外国工程师去勘探黄河，最后拿出了完善的治理方案呈交给朝廷；到了1901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朝廷又派李鸿章去跟洋人谈判签了《辛丑条约》。

其实在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前，李鸿章并不在北京而是在广州，因为那个时候的他是两广总督。按理说，八国联军侵华和他并没有直接联系，《辛丑条约》也不该由他来钱，但是朝廷把这个事交给他，他就必须得去办。所以李鸿章这个所谓的“权臣”做的也确实有些可怜。但是，不得不说，不管这些事李鸿章他主观上是不是出于情愿，但作为一个执行者，他始终是愿意去付出巨大精力和重视程度，一丝不苟的努力去把事情办得尽可能的好，甚至不会去在乎自己的名声，这一点是他非常难能可贵的特点。以至于李鸿章死了之后，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忠公”，忠诚的“忠”啊，在皇室眼中，这的确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啊。

说到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鸿章是不可替代的，对内办洋务是他，对外搞外交也是他，因为他在战争、外交方面都经过了考验而且富有经验，而他对当下的时局和西方文明又都有相对深刻的理解，对外国人来讲，这是一个在当时中国难得的可以交流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在忠于皇权又踏实肯干而且愿意承担恶名的人，这样的人用的顺手了，怎么舍得去换别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