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1918.6.25-2000.1.8）似乎注定了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有人感叹在二十世纪最后十余年间，一名华裔历史学家、美国的退休教授，竟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也真算是一个“异数”。

他的《万历十五年》自1982年在国内首次出版以来，更是不断再版重印，在国内学术界、史学界刮起“黄仁宇旋风”，并形成持续至今的“黄学热”。

二十年前时为1974年。我得到学院休假，再度去欧洲。所著《十六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在剑桥大学出版社筹备多年，临排印时又遇到意外之耽搁，但终于是年出版。

有了新书的支持才敢于向哥根汉基金申请一年的奖学金，题为中国晚明的一个年头，旨在勾画出当日朝政与社会相吊连中之一个剖面。

基金鼓励创造，我的立案与一般不同，符合应征的重要条件，所以申请幸运的顺利通过。所收获则是五年后方始成书的《万历十五年》，今已有五种文字的六种版本。

以一年多的时间写这样一册小书，读时亦不过二三日即可阅完，看来也无足为奇，然则既不重辩论而重叙述，当中却也真是万绪千头。到处都待考证。

例如神宗万历帝之恭妃，亦即光宗生母，后封孝靖王太后。《明史》后妃传有关于她的一段记载：“初为慈宁宫人，年长矣，帝周慈宁私幸之有身。”这样甚可能给人一个将近中年的宫女，引诱年轻皇帝的印象。

幸亏定陵于1956年被发掘，内中碑文出土详载各人生卒年月日，文中证实当日她与万历邂逅，时年十六，皇帝则十八岁。

《明史》在康熙年间修撰，去此已约百年，传闻已失实如此。书中提及仪礼之处又因原始资料行文简捷，亦不便照抄，只能一读再读，参照平行的资料，还希望找到图解或地图，叙述方有把握。

明人所说“廷仗”，我们总以为既为“仗”，则是用大竹板在庭前打屁股。根据《明史》刑法志，才知道“笞”与“仗”同用荆条施行，只是罪有轻重，荆条圆径有大小，才区分为笞、杖。

数十年前朱东润作《张居正大传》，他以为明代田赋账目凡提及万历年代的地亩数，即是1580年张居正举行全国丈量之成果。我起先也以为如此，后来恳请芝加哥大学何炳棣教授复印得他们图书馆珍藏的《万历会计录》胶卷，才能确定1580年丈量的地亩数从未被明廷接受，后为我书中要题之一。

所以从事实上考证，已是极为费时的工作。

（1979年，在纽普兹家中，黄仁宇与妻子格尔共同校阅手稿）

若非预先我对明史尤其16世纪的后期有一段最基本的认识，也绝不敢尝试提供如此一个剖面。

因为我参加《明代名人传》的工作，曾自写当中人物传记十八篇，又修改旁人所作两篇。

此后作《财政与税收》时前后七年。内中二年余除一面教书外，曾将《明实录》翻阅一遍。虽说走马看花，总算一百三十三册看完，当时专注财政与税收，眼角里却对宫阙内幕和反映的社会状态感到兴趣。这样也预先伏下了以后写《万历十五年》之动机。

因著修《名人传》我也熟识了不少美国明史专家。像贺凯教授（Charles O.Hucker）之研究明代官衙组织及监察制度和狄百瑞教授（Wm.Teodore de Bary）之研究明代思想，均是终生勤奋的工作。

我作《万历十五年》时特别要感谢的乃是房兆楹先生。他夫妇早岁作二十四史内的引得工作，以后参与明清两代名人传记集体之筹划。在技术方面精微之处，他的明察举世无双。我现有的几部书尚是他所赠的。有一日他在不意之间买到民国六年上海版的《张居正书牍》，立即乘兴亲开车送我。

自备书有一种好处：即是供反复把玩，床头饭边，不必珍惜，无所计挂。

我的一部《明实录》在1968年购齐，共费美金五百余元，当日可算相当数量的一笔投资。只是我只要争取时间，批注卷页，毫未顾及书之折旧。

我有次借房公书，也同样不加爱惜，及至还书时确给他相当的不快。“你看，”他说着，“你借去的时候是三本全新的书，现在弄得这般糟，纸张也磨坏，书又卷角！”

我完全忘记了他的书并不是我自己的书，正在支吾尚不知如何道歉时，房先生已突然改口，他说：“算了，本来要这样，有书就要读，书不用摆在那里即是全新又算甚么！”

可惜他没有看到《万历十五年》之成书。此次别后不久，他返大陆，几十年此为首次，不幸噩耗传来，房公已去世于北京。

我书布局也经过一度折磨。作初稿时，我虽照致哥根汉的申请书做去，力图改变铺陈历史的方式，但是到底，仍不能完全摆脱学院圈格。

第一章叙皇帝权能，第二章叙内阁大学士职责，若有指授。及提及财政税收，又是洋洋论文十余页。几经徘徊挣扎，才进入现今局面，原有的两章析为四章，以后再加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三章，分别处理地方民政军队组织和哲学思想及于文士习惯。不作开场白，不另辟一章为结论，记事有时转回重叙。

《万历十五年》书成拟出版时遇到相当困难。大学出版社则说：此系大众读物，应找一般出版商。后者却又推说：此系学术性质之专题著作，仍应问津于前者。

即是至今书出十余年，既已畅销，又经中外采用为课本及必读参考书，若干方面之成见未改。不时有人说及：“黄仁宇著书缺乏历史的严肃性。”他们没有想到我经过一段奋斗才摒除了所谓严肃性。

倒有美国文坛巨子厄普代克（John Updike）独具慧眼。他在《纽约客》杂志作书评时，即说《万历十五年》有超现实的幻影之特质（surrealist visionary quality），检核传统中国官僚组织，以仪礼代行政，有时强黑为白，只要在本身组织之内逻辑上讲得过去可以对外不负责。此情景构成他所说超现实的幻影色彩。

在我看来中国之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肇源于此。及至20世纪整个国家与社会组织免不了一段整个破坏之后重造，亦溯源于是。

此书现已发行于海内外，如果能将上说在两岸三方读者心目中造成共识，作者及侧背对本书尽力的人士应当引为快事。

〖此文原载于《大历史不会萎缩》，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9月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