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始皇创建统一封建王朝以来，我国共历经秦、两汉、西晋、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等八个全国性的统一王朝，其余割据政权、偏安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则不计其数。在这些封建王朝中，若说国力最昌盛，汉唐当之无愧；若说人民最富裕，非两宋莫属；若说对外最霸气、最有骨气，大明第一；若说总人口最多，大清可以碾压秦汉、隋唐、两宋、大明之总和。嘉靖、道光年间，全国总人口居然突破四亿，而且还呈增长趋势，这让唐朝极盛时期的6000万、大明顶峰时期的1亿，情何以堪。秦朝就2000万，和清朝压根不在一个级别。

清朝人口众多，这有目共睹，但有意思的是，清朝军队数量却是有史以来最少的一支武装力量。咸丰时期，总数约为60万，其中八旗20万，基本驻扎在大城市里面的“满城”；绿营约40万，分驻全国各地，防止地方动乱。军队总数不多，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则更少，八里桥之战时，清军僧格林沁、胜保、成保等部队合计约3万。要知道，秦国王翦攻灭楚国，用兵60万；隋炀帝征高丽用100万；永乐征伐蒙古用50万。那么，人口远超秦汉、隋唐、大明的清朝，为何在八里桥之战中只能投入3万军队呢？一起来看看。

其一、清朝人口众多之现实及其政权性质，影响到其军队数量，兵力太少。中国陆地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风俗差异很大，若想维持统治，一支人数众多且装备优良的常备武装力量必不可少。所以，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总兵力一般都是百万级别，最多时候居然达到280万，即是明朝永乐时期。那么，这些王朝为何可以拥有这么多军队呢？这些军队的军费开支从何而来呢？这主要是得益于“军屯”、“均田制”、“卫所制度”之实施，搞“兵农合一”、“寓兵于农”，军队平时种田为生，战时则自备武器和粮食，国家财政负担减轻。那么，清朝可否这么做呢？答案是否定的。要知道，清朝人口规模大，人地矛盾比较突出，若是还大规模搞“军屯”之类的“兵农合一”制度，估计大清会提前成为历史。此外，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且入关时多有“屠戮”，所以在主体民族数量不多的情况下，不可能放心让汉族地主拥有武装，否则满清可能会被逐出关外。

其二、驻防分散且主力南调镇压太平军，留在北方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很少。号称拥有60万军队的大清，对于英法联军8000人而言，数量优势碾压。不过清朝却很难调集一支数量成规模的军队，这与清军之兵力部署，以及主力南调有很大关系。既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在内心深处就缺乏“安全感”，时刻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被汉族武装力量赶出山海关，回到冰冷的东北森林去“打猎”。所以，清朝在每一个城镇都会驻扎军队，对基层社会实行严格的“警察统治”，这就导致了兵力部署上过于分散，想要全部调动相当困难。此外，清朝当时正在镇压太平天国，主力部队集中于江南，且在1858年、1860年被陈玉成和李秀成击溃，已经不堪一用。主力南调后，北方留守的部队，除了僧格林沁蒙古马队一万余人，其余战斗力几乎为零。

其三、地方势力坐大，曾国藩等湘军统帅不听调遣，清朝无生力军可用。1860年春，李秀成采取“围魏救赵”之计突袭杭州，待钦差大臣和春分兵救援之时，立刻杀回天京，第二次摧毁“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等要么自缢、要么阵亡。此时，清朝在南方再也无正规军可用，也无法从全国抽调成建制部队去增援江南战场，咸丰欲哭无泪。因此，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地方武装力量便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绝对主力，是清王朝的“南方堡垒”。不过，这些湘军统帅并不是咸丰可以随意调动得了，他们虽不敢公开违抗圣旨，但却可以找各种理由加以搪塞。当英法联军进犯天津白河口时，咸丰皇帝下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派兵北上勤王，不过曾只派出2000人，八里桥大战时都还没到战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晚清的军事体系已经紊乱，大清“无兵”可用，“无兵”可调。

其四、事发突然，且对外有妥协意图，备战不充分。在民族危机面前，若是团结一致且对外持强硬政策，拥有4亿人口的大清帝国也不至于只能出动3万军队，这对8000英法联军没有任何优势。不过，清政府压根就没想过英法联军会突然袭击大沽口，还很快占领天津，并直接往北京开进。1858年，中英、中法签订《天津条约》，其中有“公使进京”条款，这让天朝上国思想浓厚的清帝国很难接受，于是便想“修约”，强迫外国公使去掉“此项”，并以扣押公使之形式向英法列强示威。清政府认为“扣押公使”乃是小事，不可能会掀起很大国际风波，况且僧格林沁还在大沽口击退联军，大清兵威正盛；若是再适当妥协，估计英法两国将不会再追究“此事”责任。不过，事与愿违，英法两国则正好以“扣押公使”和“修约路线”为借口，突袭大沽，占领天津，而后直接开往北京。

总而言之，当英法联军突袭大沽之时，本就兵力不多且部署分散的大清能凑出近3万人的抵抗部队已经是极限了。不过，这3万人在八里桥之战中被现代化装备的英法联军像“宰羔羊”一样吊打，号称“满万不可战”的八旗成为过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