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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访华，见到了乾隆，领略了“乾隆盛世”。使节团成员留下的许多珍贵见闻实录，也许有裨于人们一窥乾隆皇帝和他所处的时代。

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鼎盛王朝，乾隆末期大清王朝衰象显现。马戛尔尼使团对此有着深切的认知。几十年后，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策动者之一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一个成员——尽管他随团出访大清时还是个孩子。到中国去

1792年，也就是清乾隆五十七年，乾隆皇帝收到两广总督的奏折。奏折中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要遣使来华祝贺乾隆皇帝的八十寿辰。可是当时乾隆已经八十二岁了。为了说明情况，两广总督将英国人的书信翻译成中文附在奏折后面。信中写道：

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人永远相好。

乾隆皇帝

据学者考证，这封言辞恭顺的信是广东巡抚郭世勋组织人翻译的。想必每位读者读到此处，都不禁会心一笑。这封信太符合清人对外夷的期待了，他们虽然粗鄙无文，但是对天朝极为倾慕，对大皇帝更打心底里敬服。由于没赶上庆祝大皇帝的八十寿辰，这位英吉利国王竟十分不安，时隔两年还巴巴儿地派人来送贺礼。

自古以来，中国人便认为自己居于天下中央，四周小国只有俯首称臣，倾心向化的份儿。中国与邻国之间是如君臣、父子一般的藩属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国家关系。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是中央帝国兴盛的标志，属国越多证明帝国越强大。大清王朝进入乾隆一朝，国力已达到鼎盛，东亚、东南亚，乃至中亚的属国很多，现在连远在西洋的英吉利国都倾心向化，乾隆皇帝怎能不喜？他很快下旨表示，既然英吉利国如此恭顺诚恳，就准许他们前来朝贡，成全他们“航海向化”的热忱之心。考虑到英吉利“贡使”携带许多“贡品”，走陆路容易损坏，乾隆皇帝特批他们从天津登陆。

其实，在乾隆皇帝批准英国“贡使”来朝贡之前，一支由700人组成的庞大使节团已经乘着“狮子”号战舰、“印度斯坦”号三桅船和“豺狼”号小型护卫舰从英国朴次茅茨斯港启航了。

两百年来，葡萄牙、荷兰、俄罗斯等国已经先后派遣过15个使节团出使中国，但由于“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这些使团都无功而返。

不过，英国并不把自己当成第16个使节团。此时的英国，早已击败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海上霸主。刚刚完成的工业革命，又使它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英国迫切为自己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找到销路，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尚未打开的潜在市场。

然而，英国发现除了鸦片，能卖到中国的东西寥寥无几，中国人似乎什么都不需要。当时，清政府只允许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清政府特许经营的商行——广州十三行垄断。

英国商人认为，一定是十三行从中作梗，让他们无法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的喜好，才屡屡商品滞销。如果能绕过十三行，直接面对中国百姓，英国货绝不会卖不出去。

其实，他们忽略了关键的一点。当时中国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迥异的生活方式，使得中国人不需要英国的产品。即便没有贸易壁垒，英国商品也很难在中国打开销路。

1791年前后，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过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邓达斯出任英国外相。上任不久，他便邀请马戛尔尼领导使节团出使中国。

此前，马戛尔尼担任过英国驻俄公使、加勒比总督等职，对国际外交很有见地。他精心挑选了各种能代表英国国力的礼品。为了更好地展示这些新发明，他还煞费苦心地挑选使节团成员。使团中，不但有外交官和贵族，还有天文学家、医生、画家、技师、乐师等许多专业人才。就连邓达斯都揶揄马戛尔尼说，他要带领的可不是皇家学会代表团。然而，马戛尔尼坚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向中国皇帝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从而让高傲的老大帝国俯下身段，与英国发展对等的外交和贸易往来。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根据图中瓮城的形状、城门的方向和城内露出的塔尖判断，这应该是阜成门。从北京城里前往圆明园通常是经西直门，使团应该没有经过阜成门。亚历山大笔下的这座北京城门被后人无数次翻刻，成为西方人眼里北京城门的标准像。

出发前，邓达斯向马戛尔尼提出了七个目标：一、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二、获得一块租借地或小岛，让英国商人常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四、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开辟新市场；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市场；六、向北京派常驻使节；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在中国多走走看看，对中国的实力做出评估。

如今读来，人们不难从中嗅出些许殖民的味道。不过，面对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完全陌生的大清帝国，英国还不敢暴露殖民者的本来面目。他们知道，一味“秀肌肉”不可能让称雄东方的老大帝国屈服，要想达到目的免不了要虚与委蛇，便宜行事。于是，英国想起乾隆皇帝刚过完八十寿辰，便找了个补庆万寿的理由出使中国。

然而，在大清国统治者的头脑中，天朝上国与外夷从没有对等的外交关系，有的只是朝贡和宾服。马戛尔尼出使前，清政府上下都认定这个几万里之外的英吉利国是来沐浴大皇帝天恩的。

这种认识上的错位，一开始便注定了马戛尔尼出使的失败，也使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始终鸡同鸭讲，犹如来自两个星球的人。令人失望的中国见闻

为了尽快进入角色，马戛尔尼让人把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书都买齐了。一路上，他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著作。

当时的欧洲流行着一股“中国风”。有钱人把花园布置成中国园林的样子，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连英国女王本人也喜欢穿中国服装。

国家富庶，人民安乐，文明高度发达，没有教会的钳制，到处都是自由的空气。“中国君王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刚刚摆脱中世纪泥沼的欧洲人，将中国想象成了一个理想社会。可是，到达中国的第一天，眼前的一切就令马戛尔尼一行大失所望。

首先让英国人震惊的是中国普通百姓惊人的贫困。使节团总管约翰·巴罗看到，农舍“大多破烂、肮脏，相当吃惊。破旧的房屋，有的用半烧制的砖，有的用泥土修造，屋顶用稻草或芦苇搭盖，有的茅屋四周有泥墙，或者用粗制的芦苇、高粱秆围起来，其中一般住着两三代人，还喂养牛、猪、鸡和其他家禽。”

人们的衣着也十分简陋、单调。“普通百姓戴大草帽，穿蓝色或黑色的棉袍，宽棉裤，厚粗鞋，有时是用草做的。有些人穿粗棉袜，有的人则光腿。大多数人全身真正只有一条衬裤。”

乾隆皇帝曾下旨令沿途地方官好好招待英国人。船到大沽口外，两名地方官送来许多食物，包括20头小牛、100头猪、100只羊、1000只鸡、3000个南瓜，以及许多果品时蔬，足够600人吃一周。由于许多猪和鸡在运送途中碰撞死去，英国人“不屑地把它们弃之入海，但中国人忙着把它们捡起来，洗干净，用盐腌上”，等过年再吃。

中国人对食物的热情，给巴罗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中国行纪》中记录，由于食物不易获得，“吃饭”成了老百姓见面打招呼的日常用语。“南方几省的老百姓，打招呼的话是：ya fan（即用饭），吃过饭了吗？中国老百姓希望享受的最大乐趣就是吃饱饭。”

中国船夫一天只吃两顿饭，主食包括一点米饭，蔬菜和炒过的葱。英国人常把吃不了的食物送给中国船夫。他们总是千恩万谢，甚至连英国人喝剩下的茶叶，都要过来，煮开接着喝。

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圆明园内的正大光明殿，位于圆明园大宫门内，英国皇室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摆放在正大光明殿内。对比乾隆宫廷画师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正大光明殿的形制和环境都相一致。

中国普通百姓生活虽然困苦，但他们却总是带着愉快善意的面容。巴罗写道：“他们彼此间的融洽态度给人好感。天真、纯朴的样子显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使团雇佣的水手总是高高兴兴的。划船时，为了确保行动一致，他们唱着统一的劳动号子，歌声中充满了振奋和快乐。

在马戛尔尼看来，中国百姓是一群极其吃苦耐劳、快乐活泼的人。然而，官吏们总是任意处罚和凌辱他们。英国使团刚到定海，地方官为了给他们寻找领航员，将一群样子极可怜的人押进大堂。其中两人因为有过航海经历，被征为领航员。他们跪着求长官放过他们。如果他们带领使团船队去天津，就不能养家糊口了。可是任此二人如何哀求，长官仍不为所动，命令他们在一个时辰之内上船。

从通州到北京的一路上，纤夫们的惨状更让使节团成员唏嘘。当时已是枯水季，船只无法在运河中行驶，船户和纤夫们不得不用绳子拉着巨大的船只在河道中前行。据巴罗记载，纤夫是“从河畔村庄强征来干这苦力活的。通常的做法是在船到达前，派人趁天黑突然把这些可怜的家伙从床上叫起来。但满月的日子，一般休息的时间推迟，大家有了警觉，所以当官员派遣的役吏到达，可能被拉差的人都躲藏起来，因此除震耳的锣声、号角声和爆竹声外，我们时时听到那些不愿拉纤的人挨杖和受鞭打的惨叫声。”“贡物”还是“礼品”

1793年7月22日，英国使节团的船队抵达大沽口外，并在离海岸5海里处下锚。经过11个月的长途跋涉，马戛尔尼一行终于可以上岸了。此时，他们与清政府官员的接触也正式开始，来自两个世界的碰撞，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帷幕。

负责接待马戛尔尼一行的是钦差大臣徵瑞、天津道乔人杰和通州副将王文雄。7月31日，乔人杰和王文雄登上“狮子”号拜访了马戛尔尼。第一次会面中，徵瑞没有露面。马戛尔尼以为他“怕海”所以宁愿留在陆地上。其实，他没搞懂这位钦差大臣根本不屑上外国船。

乔人杰、王文雄二人与马戛尔尼相谈甚欢，他们不但对“狮子”号上的饭菜颇为满意，喜欢喝英国朗姆酒和樱桃白兰地，而且还尝试用刀叉吃饭。马戛尔尼对二人印象很好，他在《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中写道：“两大人均英敏有才具，语言流畅，而又明于事理，宛而能达，以故舌人居间翻译，无误会阻隔之弊。”

乔王二人此番拜访，除了商谈礼品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船的细节，更重要的是要向马戛尔尼索要礼品清单。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道：“（中国官员）正式请求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最关心的。”

所有与使节团接触的中国官员都不停地索要礼品清单。官员们这么心急，其实是因为乾隆皇帝催得紧。乾隆皇帝一直很喜欢西洋的小玩意儿，特别是对那些能蹦出来一个小人儿或者小鸟报时的钟表，更情有独钟。

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王志伟认为，乾隆皇帝反复催问礼品清单，自然因为他很喜欢西洋玩意儿，但也有通过贡品多少来衡量朝贡者诚意的涵义。

见皇帝对礼品如此感兴趣，马戛尔尼等人也感到十分振奋。为了彰显英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马戛尔尼把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都带上了：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蒸汽机、纺织机、吊灯、座钟、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特种钢制作的刀具和生活用品、油画……为了炫耀武力，他们还带了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连发手枪、装备有110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的模型，他们甚至还带来了热气球，如果大皇帝有兴趣，完全可以坐着热气球上天转一圈……

英国人相信这些礼品足以让乾隆皇帝对他们刮目相看。然而，当礼品被移到中国船上，沿着运河前往北京时，一个细节令英国人很不满意。他们发现船的长幡上用中文写着“英吉利贡使”几个大字，而且无论是旗子上，还是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员都把“礼物”改“贡物”。

虽是一字之差，个中含义迥异。在清政府眼中，所有出使中国的行为都是“朝贡”，所有外国使节都是“贡使”，他们携带的所有礼物都是“贡物”。

马戛尔尼并不是前来“归顺”的，他的真实意图是与中国进行谈判。可是，在清朝统治者头脑中，根本不存在对等的国家关系。大清与外夷只有君臣父子一般的“宗藩关系”。

马戛尔尼虽然对清政府使用“贡”字大为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立即发作，而是装作把它看作一种用词上的不准确。他在1793年9月3日写的报告中解释，“他担心如果就旗子上的文字提出指责的话，不仅得不到纠正，甚至会使这次出使半途夭折。”

马戛尔尼虽然采取难得糊涂的态度，但乾隆皇帝眼睛里可不揉沙子。早在8月份，他就在谕旨中对马戛尔尼自称“钦差”，感到不满。所谓“钦差”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在乾隆皇帝头脑中，只有他才是统御天下的“皇帝”。如果允许马戛尔尼自称“钦差”，就意味着把乔治三世升格到与他同等的高度。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8月6日，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指出：“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磕不磕头”是个大问题

如果说马戛尔尼对“贡”字的修改还能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随后发生的觐见礼仪之争，双方的矛盾则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

8月11日，英国使节团抵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和天津本地官员奉乾隆皇帝圣旨，设宴款待马戛尔尼等人。

晚宴是乾隆皇帝赏赐的。中国官员本以为英国“贡使”会像他们一样跪倒谢恩，可英国人问也不问，坐下就吃。

也许是怕惹乾隆皇帝生气，徵瑞在写奏折时说了谎。他写道：贡使“向上免冠叩首”。“脱帽”是西方礼仪，“叩首”是中国礼仪，徵瑞把这两种概念杂糅到一起，想制造一种英国贡使非常恭顺的假象。他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在贡使被皇帝接见前，教会他们三跪九叩礼。

几天后，徵瑞带着乔人杰和王文雄拜访了马戛尔尼。他们说，已经在北京城里和圆明园附近为使节团安排了两处住处。由于乾隆皇帝人在热河行宫，9月份使节团要去热河为皇帝祝寿，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皇帝过完生日就会回北京，英使不必把所有礼品都运到热河。

随后，他们话赶话儿地谈论起宫里规矩。他们先聊各国服饰的异同，然后拉过马戛尔尼的衣襟打量道，贵使的衣服窄小轻便，我们中国的衣服宽大舒适。两相比较，还是我们中国的衣服比较好，磕头行礼都比较方便。三名官员认为，马戛尔尼穿的松紧袜带和裤扣，磕头的时候最不方便，朝见皇帝之前最好脱了。

马戛尔尼知道对方在拐着弯暗示自己，觐见乾隆皇帝时要行三跪九叩礼，但他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他打算对乾隆皇帝施英国礼仪，想必大皇帝不至于强迫我用华礼。三名官员不知道马戛尔尼所说的英国礼仪与中国礼差别有多大，于是现场给他上起“磕头课”：“敝国觐见皇上时，例当双膝下跪，磕响头九个，想贵国亦必如此。”

话说到这份儿上，马戛尔尼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拒绝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会谈不欢而散。几天后，乔人杰和王文雄又来劝马戛尔尼并且当场为他示范——磕头其实一点儿也不难。马戛尔尼再一次表示拒绝。

此时，“磕不磕头”已经成为双方最大的分歧。马戛尔尼认为，有必要写一封正式的照会向清廷表明立场，如果清廷坚持叫他磕头，那么一位同特使身份地位相同的中国官员必须着朝服，在英王御像前行同样的磕头礼。

考虑到事关重大，“为避免由于误解而发生不利影响”，马戛尔尼决定要把这封照会翻译成最贴切的中文。

英国使节团出访前，曾辗转到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聘请了两名中国神甫——周保罗、李雅各做翻译。他们俩不懂英语，只会说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幸亏使团的高级成员懂拉丁语，才能勉强完成翻译工作。

没想到，使团刚抵达澳门，翻译周保罗就辞职不干了。按大清律，为外国人工作是要获罪的。幸亏李雅各留下来，他是满人，胆子自然比周保罗大一些。可李神甫并不是一位理想的翻译人选。他少小离国，对中国只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汉语甚至不如拉丁语说得溜儿，而且他完全不熟悉清朝官场文书的体裁格式，根本不能胜任翻译照会这么专业的工作。

据斯当东回忆，照会是由在华的法国神父罗广祥，请一位中国基督教徒翻译的。这位中国教徒古文造诣高，熟悉官文格式，完全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但是他很怕参与国事得罪官方，更怕笔迹被查出来招来杀身之祸。于是，这份照会先经使团成员赫脱南翻译成拉丁文，然后由李雅各译出汉语大意，再由中国教徒加工润色，使其符合中国官方文件的行文路数和格式，最后由斯当东13岁的儿子、粗通中文的小斯当东誊写一遍，这才成为正式照会。据说，为使中国教徒放心，英国人当着他的面撕毁中文原稿。

可想而知，当徵瑞看到这封照会时心情是何等阴郁。在他看来把乾隆皇帝和英吉利国王置于同等的地位是最荒谬的事情，天下只有一个天子，那就是乾隆皇帝。

威廉·亚历山大画的乾隆皇帝

在圆明园待了几日，马戛尔尼一行带着礼品前往热河行宫。英国人早已领教过中国道路的泥泞难走，可从北京到热河的道路却平坦、宽阔，令人惊喜。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条路是专为皇帝修的“御道”，平时严禁人行，只有皇帝的仪仗才能走。乾隆皇帝9月下旬要回北京，“御道”提前一个月已经开始用黄土垫道了。“御道”长达200公里，整修工程需动用23000多名兵丁。马戛尔尼感慨：“此等帝王之尊荣，恐读遍世界各国历史，不能复有第二国似之者也。” 见到乾隆皇帝前，马戛尔尼曾不止一次说，英国国王是西方第一雄主，乾隆皇帝是东方第一雄主，可现在他发现英国国王的权威远不及中国皇帝。

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清廷上下与马戛尔尼之间的礼仪之争进入白热化。

马戛尔尼一行刚到热河，徵瑞、乔人杰、王文雄三人就赶来劝他行中国礼。此时，马戛尔尼已经有点儿恼羞成怒，他说：“敝使系西方独立国帝王所派之钦使，与贵国附庸国君主所遣使不同，贵国必欲以中国礼节相强，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见他如此决绝，徵瑞等人也无计可施，讪讪地回去了。后来，一位汉人官员悄悄告诉马戛尔尼，乾隆皇帝一点儿都不知道礼仪之争的事，都是他身边臣子在作祟。

事实上，乾隆皇帝不但知道此事，而且对马戛尔尼坚决不行三跪九叩礼，大为光火。他在上谕中怒气冲冲地写道：“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

当天，马戛尔尼等人发现中国仆役送来的饭菜质量大不如前，而且根本不够吃。

英使拒绝行中国礼仪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连留在圆明园负责安装礼物的巴罗都听说了。在华传教士迪奥达托如大难临头一般地对他说：“我们都糟了，完蛋了，而且无药可救！”

然而第二天，突然柳暗花明，乾隆皇帝的态度松动了。

徵瑞等三人问马戛尔尼，英国礼仪什么样呀？

马戛尔尼说：“英国礼乃系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

即便是两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也不习惯被陌生人行吻手礼，何况是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

徵瑞等人征求皇帝意见后，对马戛尔尼说：“拉了皇帝的手亲嘴，总不是个道理，还是免了吧！”

中国人既然不习惯，马戛尔尼也乐得不吻。他特意声明：“敝使本欲向贵国皇帝行个全礼，今屈从诸君之意，改做半礼。”

就这样，一场闹得几乎决裂的礼仪之争总算偃旗息鼓。乾隆皇帝准许马戛尔尼行英国礼仪——单膝跪。

然而，不恭顺的英使还是让乾隆大为不满，这次觐见之后，他紧接着就下谕旨：取消英使其他活动，万寿节过后，尽快打发他们上路。觐见大皇帝

1793年9月14日，觐见大皇帝的日子终于到了。

凌晨3点，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赫脱南等七人便被叫起来，准备出发。一行人摸黑走了一个多小时，4点左右到达行宫门口。他们发现许多大臣早已在此等候。赫脱南在回忆中写道：“中国的礼仪要求大家恭候皇帝驾临，至少需要几个小时。这就迫使大部分朝臣在皇宫前搭帐篷过夜。”

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接受百官朝拜的景象

等待过程中，英国人发现自己并不是唯一的外国人，还有一些皮肤黝黑，包着头巾，赤着脚，嘴里嚼着槟榔的使臣，也在等候皇帝接见。

日出之后，一名骑兵从远处跑来，大家立即会意地站好队，现场一片肃静。只听远处传来音乐声，英国使臣发现每个人脸上都露出期待的神情。

不一会儿，几位身着黄袍，骑着白马的侍卫率先抵达，他们翻身下马在皇帝的大幄前站好，组成一堵人墙。接着侍卫的吆喝声伴着音乐声传来，乾隆皇帝坐在一乘包金、无盖的肩舆中，由16个人抬着远远走来。

斯当东看到，“肩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帽前缀一巨珠。”

当皇帝经过众人身边时，大家齐刷刷地跪下行了三跪九叩大礼，只有英国使节行了单膝礼。皇帝进入大幄，王公大臣们紧随其后，接着是各国使臣，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和翻译李神甫也被允许进入大幄，赫脱南等其他使团成员只能在大幄外面等候。

皇帝的大帐正中有三排台阶，最上一层摆着龙椅。皇帝进大幄以后，从正中的台阶走上去，坐在龙椅上。和珅和另外两位皇族在皇帝旁边跪着答话。各王公大臣和使节都有一定的位置，各就各位。

大殿里庄严肃穆，万籁俱寂。眼前的乾隆皇帝虽然已经83岁高龄，但是步伐稳健，声若洪钟，“没有一点儿老年的痕迹”。马戛尔尼也说，他看上去不超过60岁。斯当东这样描绘觐见的场面：

（马戛尔尼）通过礼部尚书的引导，双手恭捧装在镶着珠宝的金属盒子里头的英王书信于头顶，至宝殿之旁拾级而上，单腿下跪，简单致词，呈书信于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并不启阅，随手放在旁边。皇帝很仁慈地对特使说：“贵国君主派遣使臣携带书信和贵重礼物前来致敬和友好访问，我非常高兴。我愿意向贵国君主表示同样的心意，愿两国臣民永远友好。”

一切犹如一场排练好的演出，进行得有条不紊。不过，这场演出也有即兴的部分。双方谈话需要通过几道翻译，非常麻烦。乾隆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马戛尔尼回答，有一见习童子，今年13岁，能略讲几句。他就是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皇帝听了非常高兴，立刻命人将小斯当东带到御座前讲中国话。小斯当东一路上跟李神甫学汉语，进行简单对话完全没问题。皇帝见他能说中国话，非常满意，欣然从自己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送给小斯当东。

乾隆皇帝接见小斯当东。

觐见已毕，筵席开始。席间气氛友好热烈，乾隆皇帝钦赐马戛尔尼和斯当东一杯酒，并祝英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

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一个问题却让后人争论了两百年：马戛尔尼到底有没有对乾隆皇帝磕头。

当时正好在避暑山庄的军机章京管世铭，在《癸丑年仲夏扈跸避暑山庄恭记》组诗的注释中写道：“西洋英吉利国贡使不习跪拜，强之，止屈一膝，及至引对，不觉双跽俯伏。”按他所说，英国使节本来想行单膝礼，正式觐见时被乾隆的“天威”震慑，不由自主地双膝跪倒。

可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人的回忆录均坚称，使节团两次觐见乾隆皇帝，都行了单膝跪地礼。

到底谁的叙述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呢？马戛尔尼使团秘书温德的日记使天平倾斜了：

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与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照当地方式行礼致敬，九次下跪。

其实，马戛尔尼有没有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此番出使的诉求全都落空了。外交诉求全被驳回

马戛尔尼千里迢迢出使中国，当然不是为了给乾隆皇帝送寿礼的，他时刻也没有忘记出发前邓达斯交给他的任务。到热河后，他一直想找机会跟“阁老”和珅谈谈正事。

和珅是何等聪明的人物，他知道英使拒绝磕头，逆了龙鳞，怎么可能认真地跟英国人讨论通商问题呢？不过出于礼节，和珅与大将军福康安还是陪马戛尔尼在万树园游览了一番。

万树园的亭台楼阁令人心旷神怡，乾隆皇帝收藏的西洋玩意儿更令马戛尔尼吃惊，八音盒、地球仪、太阳系运行仪、时钟、音乐唱机、高品质艺术品……欧洲最流行的奢侈品，乾隆皇帝竟然都有。与乾隆的收藏品一比，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礼物竟然有点儿相形见绌了。

乾隆皇帝的确喜欢收藏洋玩意儿，而且还让两广总督常年在海外搜罗最先进、精巧的东西，会报时的钟表、“自行狮子”、“机器人”、“望远镜”、西洋乐器……宫里都有。

一方面，马戛尔尼带来的礼品并没有让乾隆皇帝感到特别惊喜；另一方面，出于天朝上国的自负，乾隆和他手下的朝臣们也不愿意对洋玩意儿表现出太大的热情。

在万树园游览途中，马戛尔尼曾提出，请大将军福康安观赏一下他带来的欧洲新式火器的威力。福康安颇为冷淡地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什么稀罕。”

福康安如果看了英国卫队的火器表演，不知道会作何感想，作为一名能征善战的将军，他会毫无触动吗？还会说：谅来没什么稀罕吗？就是这种道不明的自负，让中国与世界上先进武器失之交臂。如果他知道，40多年后英国人拿着这样的火器将中国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还会这样淡定吗？

和珅和福康安带着马戛尔尼在万树园中走走玩玩，随口说一些不相干的闲话。当马戛尔尼把话题引到正事上，希望能跟他坐下来“从长计议”时，和珅却打哈哈说：“这几天，皇上万寿期近了，我要布置一切，忙得很。万寿之后，皇上即须预备回銮，料来也没有什么空闲，倒不如索性到了北京，我们在圆明园中常叙叙。”

一竿子支回北京，马戛尔尼知道近期和珅是不可能再见他了，更不可能认真跟他讨论通商问题。于是，他决定把诉求写下来，请和珅过目。

马戛尔尼直截了当地提出六项请求：一、请中国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三处贸易。二、请中国准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立一个货栈，以便买卖货物。三、请在舟山附近海域指定一个未经设防的小岛，给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了该处可以停泊、存放货物，并允许英国商人居住。四、请在广州附近，准许英国商人有上述同样的权利，以及其他较小的权利。五、从澳门通过内河运往广州的英国货物，请予以免税或减税。六、粤海关除了正税之外，免征其他一切税收；中国海关应该公布关税额例，以便英国商人遵照中国所定的税率切实纳税。

按规定，贡使在京逗留不得超过40天。马戛尔尼一行从热河回到北京，朝廷催他们在10月9日之前离京。和珅委婉地表示，冬天快到了，皇帝担心特使的健康。这明显是在下逐客令。

离京前，马戛尔尼总算收到乾隆皇帝关于六项请求的答复：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干……况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锡予优加，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王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用太平之福。收集了大量第一手情报

这次耗费了英国78000多镑的出使活动失败了，英国人既没能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也没能扩展贸易；既没要到一个允许英国人居住的小岛，也没能促使日本等东亚、东南亚国开放……但决不能说马戛尔尼一无所获。在从北京前往广州的一路上，马戛尔尼一行成功收集到许多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情报。

东印度公司主席培林曾写信嘱咐马戛尔尼，“应放大目光，以冀获得更充实而有用之情报与实际利益。”事实证明，马戛尔尼一行不负嘱托。他们对中国的地理地貌、山川河流、动植物种、经济状况、社会组织形式、科技水平、军事实力、国民心态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以收集茶、桑等植物为例，马戛尔尼就不虚此行。每年英国都要花大笔白银从中国购买茶叶。英国上下都希望使团能将茶的栽培、加工制造技术学到手，从而减少对华茶叶的依赖。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属于商业机密，绝对不可能让英国人拿到手。可使团途经产茶区时，昏聩的两广总督长麟竟然允许他们选取最佳茶树带回数棵。后来，马戛尔尼使团成员丁维提博士将茶树送至印度加尔各答培育。19世纪70年代后，印度、锡兰的大茶园迅速发展起来，致使中国出口的茶叶大减。

为了彰显天朝武力，乾隆皇帝特意指示沿途军队操演，令其观看军威。可马戛尔尼一眼便看出了大清军队的腐败和落后。清军身着宽衣大袖的军服，既未受过军事教育，所持兵器也大多是刀枪弓矢之类的冷兵器。“有几个士兵的手里除了武器之外，还拿着扇子。”士兵竟然拿着扇子，马戛尔尼大为吃惊，他一眼便窥知了中国军队的虚弱本质。他感叹道：“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不幸被他言中，40年后拿着洋枪洋炮，率先攻入中国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军队。

许多读过马戛尔尼访华历史的人，都会为乾隆皇帝的无知、自负、保守、僵化，扼腕叹息。有人说，他对英国使团的拒绝，使中国错过了最后一次追赶世界的机会。乾隆盛世埋下了中国日后衰败的种子。对于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乾隆皇帝难辞其咎。

对乾隆皇帝有过深入研究的王志伟觉得，这种看法并不公允。他经过研读史料发现，乾隆皇帝很关心国际局势和世界问题。通过与耶稣会传教士对谈，他了解到很多欧洲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信息。

他知道俄罗斯正在与土耳其打仗；知道俄罗斯正在学习西方的文化艺术，并建立科学院；知道法国在闹大革命；知道意大利有文艺复兴；知道俄国人倾慕法国文化，俄国贵族都说法语；知道缅甸军队里有欧洲的雇佣兵；通过看地球仪，他甚至发现欧洲正在对外扩张，在全世界建立了许多殖民地……

乾隆皇帝对世界的了解超出今人的想象。王志伟认为，他是18世纪最具国际视野的中国人。

乾隆皇帝了解英国武力的强大。马戛尔尼铩羽而归后，他曾明确指出，中国沿海武备松弛，军队缺乏训练，并担心中国军队能否应付英国人可能造成的威胁。

王志伟认为，乾隆皇帝已经充分感受到来自王朝内部的腐朽和外部势力对中国不断冲击的压力。不过，越是感受到这种威胁，他越是选择了一种更加保守、固化、因循祖制的方式将中国与世界相隔离。在他看来，将国家放置在一个防护罩中，割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才能保证国家安全。

但是，仅仅四十多年之后，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进入了百年屈辱史。

在英国策划鸦片战争的过程中，马戛尔尼使团中13岁的小斯当东，已经是英国下议院议员、爵士。正是他在下议院竭力鼓舌，力主进行鸦片战争。

大清国繁荣表象下的虚弱，连一个孩子的眼睛都逃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