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是一座境内具有近六千年建城史的古城。在这座军事重镇，有一个老宅，先后成为“太平天国英王府”、“大清两江总督督帅行署”，后来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以重金购置此宅，其子李经世改建后命名为“太史第”。这座“太史第”，见证了千年古城安庆的兴衰。

公元1577年，安庆城南一处临江山坡上，立起了一座崭新的大宅。宅主任氏，本是安庆郊区的一户殷实乡绅，但当这年一位名叫任可容的族中子弟高中进士后，任家便成了官宦家族，随后便把家搬到了安庆城里这处可极目长江的所在。

33年后，任可容之子任国桢再中进士。父子同朝双进士，风头一时无两。而其宅府大院，也随之向东西两侧延伸渗透。到清康熙年间，任家再出一门三进士，任家宅邸也进一步扩展，最终，连南边半山坡也渐为其所用，竟形成了一整条街的规模。而这片无名山坡，也便毫无争议地成了“任家坡”，如今是安庆长江边一条350米长的老街。

安庆坊间传言，任家的发迹，与任家坡东边1.5公里外高60多米的振风塔不无关联。1568年，时任知府王宗徐“因见安庆境内诸山蔚起于西北，而东南方江流一泻千里”，认为这是“安庆人文不兴之兆，须在东南方起塔，以振人风”。两年后，“振风塔”竣工，有如安庆这座船形城市的桅杆，雄峻而醒目。此后，安庆果然文脉通达、文风大兴。大明万历年间，整个安庆府出了36名进士，而任家则独占其二。

事实上，安庆文脉之兴，乃是得益于明初32.6万移民陆续迁入后带来的盛世繁荣。这些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近八成的移民，几乎都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婺源和鄱阳”。

任氏祖先出身行伍，在明初曾为徐达部下，参与北征。其子孙则世代在安庆乡间耕读，直至第八代任可容。自明初洪武至晚明万历百余年间，任氏由武转文的努力，也恰恰是安庆这座战乱之城对诗书和盛世的渴望：任氏先祖解甲归田时，安庆也刚从元末明初的血火战乱中完成了一次生死轮回。

安庆是一座军事重镇，前据武汉，后攘金陵，号称“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从建城伊始，它便注定是一座兵刃血溅的战争之城。不过，皖河与长江交界的地利之便，成就了其数百年的繁荣气象……1760年，安庆更升级为安徽省会，海量的人力、物力，都紧随行政中心而来。借助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安庆终于成了一座人气空前的沿江大商埠。

一个世纪后，太平军起于两广，雄踞东南，于1853年占领了安庆。战乱中，任氏一条老街，毁之大半，剩余的家族房产，也多为太平军所用，成了太平军统帅陈玉成的英王府。陈玉成之所以选中此地作为王府，是因为这里地势险要，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长江。

陈玉成为人简朴低调，不喜奢华，短暂驻留间，几乎未改动府邸格局。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称“督帅行署，伪英王府也，在城西门，府屋颇多，不华美，亦不甚大，满墙皆彩画”，至今屋内还有多处可见残痕。这些光怪陆离的彩画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来自南方蛮荒地区的起义者，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力和原始图腾色彩，并将它们与西方的天主教、黄土地意识杂糅在了一起。

仅仅6年后，已经率领湘军夺取了武昌的曾国藩，又将目光投向了安庆。他决定自武昌沿江而下、水陆并进，全力夺取安庆，然后围攻南京，安庆再临倾城之祸。

此后两年间，湘军与太平军围着安庆反复拉锯、绞杀，直至1861年9月5日，湘军蜂拥入城，太平军则以血肉之躯死堵缺口，“或战殁，或投江”，自主将叶芸来以下无一幸存。而后，曾国荃（注：曾国藩的九弟，湘军主要将领之一）下令屠城，城中军民被分成10人一小组，分送湘军各营杀戮，半天而尽。

曾国荃屠城七天后，曾国藩进驻安庆，用白垩土涂抹掉那满壁的彩画、在宅邸四周种上幽竹后，又将英王府改成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行署。

曾国藩在任家老宅驻节的三年里，一边坐镇指挥总攻南京，一边进行着一项大谋划：“以机器局为前提……使中国得致富强”。在他手创的安庆军械所里，只有理论知识的徐寿、华蘅芳，居然独立摸索出了小火轮、落地开花炸弹以及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尽管小火轮“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曾国藩还是大喜过望，随后又派“中国赴美留学第一人”容闳前往美国全权负责机器采购。

只是，当两年后这批机器登陆中国时，曾国藩早已离开安庆。1864年，清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覆灭，曾国藩随即将两江总督行署迁往南京，同时也带走了安庆军械所，只给老宅的新主人李蕴章留下一块“勋门慈荫”的祝寿匾。

李蕴章是李鸿章的四弟。其少年双目失明，然而精明过人，随长兄李瀚章代办湘军后勤，深受曾国藩、胡林翼赏识。湘军攻克天京后，李蕴章也回到安徽，一心治理家事。任氏老宅，正是他在这时以重金购置的一处主要宅邸。

李蕴章之后，其子李经世又改建了老宅，并应自己翰林院庶吉士的身份，将宅子命名为“太史第”。然而，李家和此前的陈玉成、曾国藩乃至一样，也都只是安庆和太史第的过客。李经世也很少在安庆居住，他于1891年病逝于天津。

事实上，当太平天国战争结束时，安庆已经走向历史的拐点，随着战争的远去而渐渐被人遗忘、变得暮气重重。但它注定无法领中国之先而完成近代化转型，这意味着安庆失去了在中国版图上被特别关注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此时上海已然崛起，毫无悬念地将安庆乃至整个安徽抛向了近代化大潮的边缘——容闳从美国采购回来的机器，最后就留在了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里。不久，一艘长达18丈的木壳轮船在上海诞生。但欢呼雀跃的人们多数不知道，也无需知道，这片在上海燎原的火焰，最初采撷的，其实是安庆的火种。

李经世去世后，其家眷在太史第中住了八年，也于1899年前后匆匆离开安庆去了上海。此后近30年间，太史第一直闲置，无人居住，直到1927年李家回归。此时的安庆，在民国此起彼伏的城市实验中继续失语，已显出了难以逆转的暮气和颓势。

时年5岁的李经世重孙李家震后来回忆说，那时李家跟整个安庆一样，也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家境跟鼎盛时比，远不足一半的一半”，原因是安庆“逢乱必战”，人们大多有“前途未卜”的忧虑，认为从事工商业没有安全感。

不仅是工商业者，即便是李家这样的大户，也不免被各色军队骚扰。“军队过兵安庆，总要上门来借房子，这些驻兵又不爱惜，宅中设施常常遭到破坏”。无奈之下，李家只好把空房向外出租。李家在安庆一直住到1937年，而后又在兵荒马乱中去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太史第。

李家离开安庆后不到一年，安庆沦陷于日军之手，安徽临时省会迁往立煌县。从此，安庆再也不是安徽省会：抗战胜利后，安徽省会迁往合肥；1949年，毛泽东力排众议，指定合肥继续充当省会。安庆从此更为低迷、边缘。

此后的安庆城史，便如空旷老旧的太史第一样乏善可陈。1981年李家震重回安庆时，发现他的家——当年任家坡最气派的门楼，已经被蜜饯厂加以改造，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文革”色彩的大门，其左其右，专门留有可以置放政治标语的凹墙，这让他十分沮丧。

2011年末的太史第，则更显破旧不堪：破损的木门敞开着，门口墙体已多处剥落。门前有两块上马石，右边的一块倒在了左边的脚下，只有门右侧由安庆市政府镶嵌的、上书“太平天国王府”的牌子证实着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