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这种事情，在古代真的是很常见了。好像许多人都是动不动就搞起了隐居游戏，但其中的真与假其实是很难辨识的。有些人隐居是真正的想得到心灵的宁静，有些人隐居是怀了某种功利的目的，有些人隐居则是世道所逼迫不得已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在很大程度上，隐居只是古人的一种游戏。好在他们玩出了许多花样，看起来才不显得那么枯燥。

那么最理想的隐居是什么呢？当然是通过充分融入自然，获得心灵的宁静，真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方面，陶渊明应该算得上是个典范了。《晋书·陶潜列传》里对他的为官经历做了一次简略的描述。陶渊明曾作过祭酒、主簿、镇军、参军等多种职务，后来做到彭泽令，不管做什么官，他都很快辞去。辞去彭泽令时，还留下了“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的著名说法，并写下了留传久远的《归去来辞》。

其实，做到这点也许不难，唐朝的李白也曾写出这样的豪言，可要长期躬行这一原则其实并不容易的，因为李白其实动辄去寻找靠山的。陶渊明确实是做到了的。辞官后，他是种田自给，躬耕自为，他将自己整个都投身进了大自然，每天都是安安静静地生活，完全是一种融入了自然的状态，而他的生活只能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闲适”。而正是这种安贫乐道的心态，才使得他的诗句都透露出一种自然之意，其《饮酒》这首诗其实就已经将他心之所向表露无遗了，显见已得隐居真味。

史赞曰：“确乎群士，超然绝俗。”实不为过也。陶渊明是为了“出世”才隐居，而有些人是为了“入世”才隐居的。在这件事上唐代的卢蔵用就可为典型人物了。卢藏用获进士后，曾经隐居终南、少室二山，博得“高士”大名，结果被皇帝征召当了大官，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新唐书》载，晚年的卢藏用“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可见他虽曾为隐士，但并不具备隐士的高风亮节。他唯一贡献给后世的是一个著名成语：“终南捷径。”喻指获得官位的便利途径。与此相类的隐士其实不在少数。孟浩然是其中之一。孟一直隐居鹿门山。到了四十岁时，奈不得寂寞，去京师寻找机会，还真的碰上了唐玄宗，可惜诗中“不才明主弃”之句惹恼了皇帝，招了一顿训斥，致使求官不成。他给当朝丞相张九龄也写过求官的诗句，中有“欲济无舟楫，徒有羡鱼情”的慨叹，表达他想得到朝廷赏识而不得的遗憾。

与孟浩然相比，王维的隐居就要悠闲得多。王维作为当朝高官和名诗人，其隐居只是为了获得一种精神悠闲之所，或者说换一种生活方式而已。根据记载，王维晚年时在辋川买了别墅，每天和诗人裴迪泛舟往来。并且在京师每天供十几个和尚的饮食，“以玄谈为乐”。退朝后，也是终日沉迷佛事佛法。可见，他的隐居，已经完全是一种士大夫阶层寻找精神寄托的努力，或者一种别样的休闲罢了。以这种方式融入自然，当然不会做到十分融洽，诗也自然显得有“做”的味道。

当然，还有一种隐居，就颇具无可奈何的味道了。在清朝入关后，一批士人为保气节，隐居不仕，无奈中显出悲壮之气。《清史稿》载，明朝天启年间举人刁包，从1644年甲申国变起，就隐居不出，开辟一间“潜室”，“日闭户读书其中，无间寒暑”。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明亡后，隐居不出，“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他都不为所动。“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他们这种隐居，实则是为保民族气节不得已的无奈之选。

再后来，清代文字狱兴起，使得许多士人不再敢妄议朝政，转而移目书本，潜心学问，甚或避迹山林，纯粹以学问为乐，借此以规避政治风险。名震一时的“乾嘉学派”就此兴起，但隐居的游戏意味似乎也是在此终结了。但是古人这样动不动就隐居，其背后的目的和意义也是值得人去玩味一番的，他们能将隐居游戏玩出这么多花样也是让人佩服！对于隐居，你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