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宋英宗赵曙长子，治平四年（106）即位，时年20岁。

神宗即位时，由于北宋一直奉行的强干弱枝、重文抑武政策，冗兵、冗官、冗费的局面已然难以根治，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贯。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奋然将雪数世之耻”。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旋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更于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力排众议，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北宋副相），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应该说，在初期，变法得到了神宗强有力的支持。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专门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在王安石的推荐下，起用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以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继续支持变法。并为此不惜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更于熙宁三年（1070年）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北宋宰相）。于是，在神宗的强力支持下，在王安石的领导下，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然而，随着变法的逐渐深入，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触击也越来越严重，守旧势力的反扑也就越猛烈。这时，神宗在重压下左右摇摆的性格缺陷再次暴露出来。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围攻。这一次围攻得到了以太皇太后曹后为首的外戚的支持。神宗由是开始动摇。四月，神宗终于在曹后、高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使变法遭受挫折，也使君臣间隔阂日深。虽然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重新起用为，但此时变法派内部开始产生分歧，神宗对王安石信任的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难以推进。熙宁九年（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守旧派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再次罢相出外后，神宗开始由幕后走向台前，期望通过元丰改制，在保持新法既得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继续推进改革。他绕开容易引起争论的财政问题，开始在整顿冗官和强化军兵保甲上做文章。元丰三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裁撤冗官，并于元丰五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然而其强化军兵保甲的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北宋军队战斗力弱的问题。要命的是，神宗对此却没有自知之明。元丰四年（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青铜峡东）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1082年），神宗又误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以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30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7万两、绢15万匹的梦想彻底被打破。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宋神宗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病情恶化，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神宗一生都在为自己“破灭西夏，光复幽燕，再造汉唐”的梦想而努力，然而可悲的却是自己的才华支撑不了这个梦想，所以当梦想破灭之时，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