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在人生的行走过程中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的价值是什么？这样的疑问或是自发产生的，或是被别人提出的，有的人，尤其是比较有成就的人，在年少的时候就能确定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不仅仅是现代，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在明朝有一位将领，他明明是个文人，却敢领兵打仗，尽管他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但他就像训练他笔下的字一样训练着手下的兵，竟能为国家撑起一片天。他就是于谦，于谦为明朝贡献的价值，语言道不尽。

就像许多名人一样，于谦也有许多小时候的趣事被人们反复拿出来讲述，比如他小时候非常崇拜文天祥这位民族英雄，不对，准确的说，文天祥一直是他的人生导师，是他的偶像，就像现在人们追星贴海报一样，他贴的是文天祥的画像。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将文天祥的画像置于自己的座位边——这不是形式主义，这是一种志气的外露，是他对他自己的鼓励。人们有时候需要这样对自己的鼓励。

从明代至今，于谦在中国有大大小小五六个祠堂或故居，这可不是民族英雄都能拥有的规格。于谦被人们敬重，不光是因为他拥有文天祥一般的民族气节，更重要的是他坚毅的品质。习惯的养成是艰难的，但养成之后的坚持却更可怕。于谦的一生，除了带兵抗击瓦剌的大军的时候有些流光异彩出现，其余时候就像一个清夫子一样活着，平凡而又伟大。

他是一个清官，不仅仅是清官，还是一个贫官——他只领国家的俸禄，不向百姓索要钱财，说不定还会时时贴补，也不做受贿行贿之事，家中一贫如洗，不仅是一件奢侈品都没有，而是除了必要物品几乎什么都没有。他心直口快，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官大大小小做了不少，却也并不得志，但他报效社稷的责任还在心中，从没有放下。正是这样，他才能做到临危受命，扛起那明朝整个朝代的大旗。

文天祥在南宋做官的时候，也曾经有宦官建议皇帝迁都——没错，是已经迁都到南方的国家，还要再迁都——于是当时那个宦官把持朝政，所以根本没有官员敢提反对意见，这时候文天祥站出来说不同意，于是他被罢官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么看来，其实于谦相比文天祥，还是很幸运的，毕竟在他有机会发光发热为国家贡献的时候，历史给了他机会。

面对皇帝被俘，群臣大乱的局面，于谦以一个文人的瘦弱肩膀，扛起了打仗布兵之事，但至少那时候没有皇帝对他进行打压猜忌，而不是文天祥面对的想做却做不了，等到能做的时候却大势已定的窘境。尽管自己决策的压力很大，但是阻力几乎没有——因为没有一个官员能拿得出比于谦救国救民更有道理的理由出来阻止他这样冒险的行为。

当然有人提议要迁都，但是于谦是群臣的主心骨，他在朝堂上的一番壮志没人能反驳，他带着众臣拥立新帝，他把仅有的士兵将皇城围了三圈又三圈，像铁桶一般，任谁也攻不进去，瓦剌大军兵临城下，他坐镇皇宫，誓死守卫的口号喊了一遍又一遍，响彻云霄。瓦剌走了，也先走了，他们的皇帝回来了，动荡的明朝又稳定下来，它是在这样的英雄的肩膀上重新站起来的呀。

但是英雄归英雄，当战争平复，该怎么继续往前是更重要的事情，于谦不关心政治，他只想着报效国家，这次突如其来的战争带给他了一个新世界，所以在每个人都为未来谋求新生活的时候，他将自己置身于练兵统将之中，忘记了还有朝堂需要生存。皇帝心中明镜一样，是谁在国家危难之中救国，扛起了本不属于他的职责，承受了本不属于他的压力；是谁在群臣疯癫杀人的时候陪在瑟瑟发抖的新皇帝身边，轻声安慰；是谁在皇帝惶惶不安的时候尽心教导，尽自己的全力保卫国家和皇室的尊严——唯有于谦。

于谦是实现了他的梦想的，他做到了像文天祥一样的人物，甚至做得更好。但是结局却也免不了悲剧，复位的容不下他，将他杀了，他死前会想什么呢？是憎恨那些陷害他的贪官污吏，是怨恨皇帝不懂他的忠心，还是为这千千万万老百姓忧心，或者只是担心家中的妻儿老母？于谦的性格直来直去，也许只有战场的厮杀适合他的性格——但那种为全人民带去残忍的行为，恐怕是于谦最反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