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其人其书的考据

胡孚琛

老子道学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的复兴，已是可以预见的大趋势。20世纪，先是1973年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轰动。继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又出土了竹简《老子》甲、乙、丙三组。古人云：“国之将兴，必有祥瑞”，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也是如此，《老子》古本的面世便是祥瑞。在世界文明史上，老子是和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比肩的伟大哲学家，《道德经》中蕴藏着解决全人类发展问题的深邃智慧。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能在全世界传播本民族的文化，在人类的价值观上拥有影响和引导这个世界的文化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崛起”首先应是“文化崛起”，经济起飞同时要有“文化起飞”。老子的道学文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对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老子是中国的哲学之父，也是世界的哲学之父。老子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考据，历来聚讼纷纭，近世学者如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等皆疑《老子》晚出，最早不过战国末期。更有钱穆先生考定《老子》出于东汉，言之凿凿，《老子》汉墓帛书和郭店竹简本出，这些学者的考据不攻自破。先师王明教授曾撰《论老聃》载入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王明先生采用清人汪中的说法，认为孔丘问礼者为老聃，著《老子》者为太史儋，并随和梁启超以《史记•项羽本纪》之“上将军”之官职出于战国等史料论证之。他晚年却又反悔，发现“范蠡称上将军”载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可知“上将军”之官名春秋时亦有之。司马迁既明言老子西出关，“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何必多事归诸太史儋耶？不想先师王明先生1992年逝世后，郭店楚墓《老子》竹简本出，和今《老子》传世本文字相差甚多，饶宗颐先生认为竹简本乃儒生所记《老子》的节本，而一些学者则认为竹简本乃老聃所著《老子》初本，今本《老子》乃太史儋所著，反而更坐实了清人汪中的猜测。又有美籍学者何炳棣院士在2000年11月《燕京学报》撰《司马谈、迁与老子年代》,竟从司马谈、迁身世及所记老子后裔世谱入手， 论证《老子》著于《孙子兵法》之后，老子即为太史儋。然而揆诸《史记》多篇史料，孔子问礼于老聃其言不虚，老聃、老莱子、太史儋本为三人，史料证据也非止一处。司马迁毕竟没有直书“太史儋之子名宗”、“太史儋著书上下篇”，何炳棣院士的考据巧则巧矣，眼下也不过似清人汪中的一种“推测”而已！

盖老子之道学，乃史官历代相传的学术，《道德经》中提到古之圣人，凡二十六见，“强梁者不得其死”，出自周庙金人铭辞。老子之思想，亦不难在《书经》、《诗经》中找到类似语句。《说苑•敬慎篇》记载春秋时晋人叔向引用老聃之言，亦见于今本《老子》。《史记》之《孔子世家》、《老庄申韩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庄子》、《吕氏春秋》、《礼记•曾子问》等，多处记载孔子师事老子、问礼于老子之事，老子年长于孔子应无疑义。关于《道德经》的成书过程，决不会为晚于孔子的太史儋所著，而此书初本的始作俑者，当是《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国语•郑语》里记载的西周史官伯阳甫（或曰“伯阳父”）。伯阳甫于周幽王时为太史，可以“登春台”、“享太牢”，《道德经》中的文字描述，以史实证之，如“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等，亦不晚于周幽王之时。《史记•周本纪》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这是中国文献中最早论及阴阳的文字，和《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相一致。《国语•郑语》又载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郑桓公时史伯为周幽王之司徒，史伯即伯阳甫，又称“太史伯阳”，曾预言西周将亡，“祸成矣，无可奈何”，“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其睿智博学，必为《道德经》初本的著者。其实，《列仙传》、《老子铭》、《老子音义》皆谓老子“字伯阳”，《索隐》司马贞注“有本字伯阳”，“老子号伯阳父”，可见唐本《史记》有老子字伯阳号伯阳父之说。《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唐固曰：“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吕氏春秋•重言》注云：“老聃学于无为而贵道德，周史伯阳也，三川竭，知周将亡，孔子师之。”这样，我们就不难扫清老子其人其书上的疑云，原来《道德经》之初本，作于西周幽王时之太史伯阳甫，由史官承传下来，垂二百载至老聃形成道论，以道的高境界和大视野对史伯的德论重新解释和发挥，亦有注文窜入其中，而成今本《道德经》。是以《庄子•天下》曰：“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云：“孔子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故可断定老子为孔子之师，姓李氏，名耳，字聃，春秋时周守藏室的史官。老莱子、太史儋盖亦传伯阳甫与老聃之学，故后世疑其为老子。司马迁本着“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原则，声称老子“或言二百余岁”，盖以伯阳甫的年龄计之也。

实际上，研究老子的文字史料，还有东汉边韶的《老子铭》和王阜的《老子圣母碑》,由这些资料看出，秦汉时老子已被神化，成为道的化身。当时人眼中的老子，已把老聃和西周的伯阳甫合为一人，但将伯阳甫的《德经》在先，老聃的《道经》在后，边韶为历史学家，曾编《东观汉记》,时任老子故里苦县的陈国之相，奉汉桓帝之诏撰《老子铭》,其史学价值不亚于二百年前司马迁的《老子传》。《老子铭》之序文云：“老子，姓李，字伯阳，楚相人也。春秋之后，周分为二，称东西君。晋六卿专征，与齐楚并僭号为王，以大并小。相县虚荒，今属苦，故城犹在。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其土地郁塕高敞，宜生有德君子焉。老子为周守藏室史。当幽王时，三川实震，以夏殷之季，阴阳之事，鉴喻时王。孔子以周灵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学礼于老聃。计其年纪，聃时已二百余岁，聃然老耄之貌也。”这样，就把汉代人眼中老子的出生地、年龄、生平交待得很清楚，班固等儒者尊孔子而贬老子，但终究无法掩盖老子自秦汉以来就被神化受人尊崇的事实。由此可知，《道德经》之初本（以《德经》为主）始作俑者为西周末太史伯阳甫，至老聃提出道论，西出关时完成通行本《道德经》五千余言，一直被历代史官流传，太史儋乃其一道学传人耳。

据我研究，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元前551年），老子比孔子年长50岁左右，约生于周定王七年、楚庄王十四年（西元前600年）左右。根据周代世卿世禄制度，老子的祖辈应为史官，通晓周代各国古文字，老子至周为守藏室之史，盖在楚子问鼎之后，楚共王之时。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盖周景王十四年、楚灵王十年之事。至周敬王四年（西元前516年），王子朝之乱，老子离周而去。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未闻道，乃南之沛，往见老子，乃周敬王二十年、楚昭王十六年（西元前500年）之事。孔子归，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随之老子则乘牛西去，至散关（考定散关非函谷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上下篇五千言，西去不知所终。实则老子晚年曾居甘肃之临洮（古称狄道），孔子逝世后仍活了37年左右，故《史记》称老子百六十岁。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因家于齐焉。”这里需要说明，老子的儿子李宗为魏将，封于段干。李宗为魏将，盖晋昭公之时，此时晋六卿强，公室卑，政在私门。魏绛之后，至魏献子，事晋昭公，自有封地，魏献子任用李宗为将，封于段干，盖段姓亦为老子之后也。《史记》记载老子二百余岁，盖自西周史官伯阳父始，《道德经》的《德经》应是伯阳父所著。后传到老子，又著《道经》,此为（道德经》著作之缘起。言老子百六十余岁，此即《道德经》成书之老子也。至于老子的后代李宫，李宫的“玄孙”李假，李假的儿子李解，在汉文帝时为胶西王邛的太傅。既云“玄孙”，必然相隔多代，这和李解在文帝时为胶西王邛的太傅在时间上绝无矛盾。这样看来，老子为孔子之师，《史记》等书有多处记载，言之凿凿，不容怀疑。其实范蠡、孙武子也是老子的学生，俱在老子之后。《史记》之《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庄子》、《吕氏春秋》、《礼记•曾子问》等，多处记载孔子师事老子、问礼于老子之事，老子年长于孔子应无疑义。由此可知，把《道德经》考据为孔子百年之后的太史儋所著，或把阴阳家太史儋当作道家的老子，只能是徒乱人意，此等谬论可以休矣！

晋代科学家葛洪曾云：“今苟知推崇儒术，而不知成之者由道。”“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施也，善济物而不得；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儒者汲汲于名利，而道家抱一而独善。”“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抱朴子内篇•明本》)“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来，懦教也。谈者咸知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浇散，何独重仲尼而轻老氏乎！”（《抱朴子内篇•塞难》)葛洪关于道本儒末、道源儒流的儒道关系的剖析，是两千多年来最经典最具科学性的论断。今天历史又出现惊人的重复，国人只知有孔子，不知有老子，仅将孔子的儒学文化当成中华文明的品牌。然而欧美等西方的政治家对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皆耳熟能详，而儒学君权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忠臣、孝子、烈女、节妇的伦理观念却难以被民主宪政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在2008年河南鹿邑老子文化节的学术研讨会上，有人问我“为什么孔子又叫孔老二？”我没有讲孔父因孟皮残疾野合而生孔丘的话，而是径直回答：“因为‘老子天下第一’，当然孔子只能叫‘孔老二’了！”老子的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哲学本质上是道学，是以孙中山先生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实际上，天下事皆有道则昌，无道则亡。

在21世纪，面对全世界风云变幻的形势，中华民族又面临新的转折关头，迫切需要我们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国学根底，有世界眼光，有崇高目标和宽广胸怀的时代英雄，带领全国人民排除千难万险，为全人类的安全和幸福作出较大的贡献。在中华文明中，只有道学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只有道学文明的恢宏气度才能培养出21世纪的时代英雄。道学是与时偕新的文化，集古今中外文明之精华，创立有时代精神的新道学，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是我们这一代学人的历史使命。只有创立起新道学，才能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掌捱在中国人手中，才能将引领人民前进的价值观念扎根到中华民族的土壤里，才能为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灵寻找到精神回归的家园。新道学同时也是全人类价值观的文化根基，创新道学文化的使命是海内外学者共同的文化大业。

（作者简介：胡孚琛，国际道教协会学术顾问，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外国留学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