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月，接受新思想教育的学生们挺起腰杆，勇敢地站出来与残存的封建统治与崇洋媚外者展开斗争。

在这场学生运动中，曹汝霖等一众亲和外国势力的朝中官员被视作“叛国者”，一群无处宣泄愤怒的学生结伴来到曹汝霖的府邸，将其住宅焚烧殆尽，还将同样是亲日派的外交官章宗祥拖到街上痛打。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

遭受此番待遇的曹汝霖一个月后递交辞呈，辞官回家。据传，在其辞官后的日子过得并不怎么样，根据徐铸成口述，当时曹汝霖的儿子正在天津地区念书，然而，在课堂上却只能自己坐一张课桌，因为，并没有一个同学希望与其同桌读书，下了课更是没有同学搭理曹汝霖之子。

在曹汝霖自己的回忆录中，曹汝霖对令其一生难以洗脱的“二十一条”做了详细的解读：

“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其实，我们同意的不超过十条。而其中我们在与日本人交涉过程中最难接受也是最丧权辱国的一条，也就是第五项中国政府需聘用日本人作为政务、军务、财务等国家机关的顾问，这一条在我们坚决抗议下最终被废止了。

这就是我与陆征祥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了。可惜，大众对本次签订二十一条所知甚少，并不知道具体内容如何，所以，偏离了真相。”曹汝霖直言不讳到：“虽说民众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将我三人钉在耻辱柱上，但却唤醒了我国民众的爱国之心，这件事总算取得了效果。”

其实，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

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这次谈判签订的《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其实，就是将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细化与公开化。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若想评价曹汝霖其人，并不能单纯的给其贴上“叛国者”的标签草草了事。曹汝霖曾远赴东洋求学多年，对于日本甚至西方国家的政治历史了若指掌，就连慈禧太后都对其刮目相看，多次向曹汝霖请教宪法事务。

一个世人眼中的“叛国者”，一个世人眼中的“顽固派”，这君臣二人在一起讨论宪法之时，会是什么场面呢？

在进行了一场名为“西狩”的外逃后，慈禧面临着一场难以解决的政治危机。试想，一个国家的顶梁柱被外国强盗逼着逃离家园，这是多么丢人的一件事。民众直接看到了满清统治者的无能表现，对其嗤之以鼻。

面对这种情况，慈禧必须想办法将自己“洗白”，巩固自己的权势，使满清统治重新变得牢固。由此，慈禧终于想到推行新政这一“时髦”的举措，在整个西狩期间，除了下令各地官员剿杀义和团外，慈禧还间接颁布了一些新政，希望能够改善满清无力的现状。

在向西方人低头认错后，慈禧重返紫禁城，被逼无奈与西方贵族夫人们进行了多次交际。在这一过程中，慈禧对西方宪法、政治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索性跟随潮流来场“变革”。慈禧曾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崛起，在西方列强踏足东方后，这个东洋小国本也是受害者之一，却通过推行新政勉励自强，最终，成了强国之一，这让慈禧似乎看到了满清的出路。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是亘古不变的战略名言，慈禧希望模仿日本使满清变得强盛，所以，找到了曹汝霖。此时的曹汝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留学生进士，正因其对日本宪法颇为了解，所以，慈禧决定重用这个留洋人才，让大清国向日本“取取经”。

在曹汝霖的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两人会面的经过。

在慈禧看来，中国人始终不能崛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不够团结，一盘散沙的国人自然不适合继续改革，所以，对于宪政十分抱有怀疑的态度。曹汝霖巧妙地说服了慈禧：“以臣之见，倘若立了宪法，国民自然能够团结一心。”

曹汝霖觉得，使民众团结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宪法。有了宪法，有了国会，人民才有真正为自己做主的权力，推选出的官员也都是民心所向。而国会的官员同样受到宪法的官职，倘若违背，则会遭到国会的弹劾罢免。

慈禧清楚了宪法的利弊，当即派出了五名官员远赴海外考察外国政治，可惜，这件事最终却草草了事。立宪派逐渐觉得慈禧此行不过是假借立宪之名巩固统治罢了，所以，最终满清宪法未能如期推行，立宪派也逐渐演变为革命派。

如今，回看曹汝霖对慈禧的评价简直一语中的：“太后是精明强干，喜揽大权，不甘寂寞之人，只要使她面子上不失为无权之人，或即可敷衍过去，亦未可知。”且他在晚年在忆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但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

参考资料：

『《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