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出现的产权所有人与经理层之间的权力争斗，在唐朝依然存在。为了避免管理团队坐大、摆脱控制，李唐王朝的“董事长”所想到的招数还是起用“身边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睐的“身边人”是翰林学士。

管理团队的权力分配也发生了变化——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由中书省颁发政令；门下省主复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权“封驳”；尚书省则执行命令。中书、门下、尚书在汉代时都属于皇室私臣，现在却成了政府的正式首脑，即李氏公司的CEO，当然也就不再是皇帝“身边人”了。

在唐高宗时代，皇帝已经常常将几个亲密的翰林学士召入宫中，“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之权，时谓‘北门学士’”。唐玄宗即位后，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置立学士院，专掌内廷命令，标志着唐代“身边人控制”的制度化。此后，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立皇后、定太子等重要诏书，都由翰林学士起草，用白麻纸书写，直接从禁中发出，叫做“内制”；而中书省起草的文件，则用黄麻纸书写，称“外制”。翰林学士也因此有了“内相”之名。

翰林学士毕竟是饱读诗书的儒士，掌权后尚不致于胡来，但这依然是因为人事不坏，而不是因为制度好。另一类“身边人”——宦官一旦窃取了隐权力或正式权力，情况就不一样了。唐代宦官在李世民时代只是“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但安史之乱后，皇帝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身边人”班底来牵制CEO团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身边人控制”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到后来，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以至于“迫肋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团队的权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学士也成了宦官的鹰犬，就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宦官手中。

本来汉朝、唐朝均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机制，即董事长与CEO团队各安其位，董事长作为公司所有人，把握重大决策权，公司的日常治理，则交给专业的CEO团队，用宋代一位官员的话来说，“权归人主（董事长），政出中书（CEO），天下未有不治”。但雄猜之主常常猜疑经理人集团，意欲万事由自己一个人说了算，为了侵夺CEO之权，任用“身边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班底。但结果，“身边人”总是在得势之后坐大，掉过头来反噬董事长之大权。

纵观汉唐二代出现的“身边人控制”及其恶果，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治理一个庞大的组织，制度重于人事。跟建立在成熟治理结构、制度化运作的管理团队相比，完全依赖于人事的“身边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