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以目前情形看，几处鲁迅遗迹并未见有遭损毁甚至消失迹象，银行拥有内山书店旧址不但是历史形成，而且在保护与开发方面也做了许多令人欣慰和佩服的努力。当然，我也认为，城市文化的传承，重在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及其内涵的挖掘和弘扬，在于对其进行专业解读。

阎晶明

8月的上海早晨，从城市宾馆的高层望出去，天既不阴也不晴。并不像要带来雨的一股云，汹涌地由西向东飘移着，掠过众多的摩天大厦顶端，动感十足。在北方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天景。从高层楼上向下望去，上海的高架路犹如一条羊肠小道，车水马龙却并不显得狂躁，甚至连一点声息都听不到，像一群牛羊默默地行走在坡路上，十分有趣。温和而又静谧的周末，特别有外出的冲动。就这样，打算独自去一趟多伦路，寻访鲁迅踪迹。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还因为前一天在上海书展的经历。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人潮如织，主办方邀请前来举办《鲁迅还在》的读者见面活动。正是台风大作的一天，我幸运乘坐早班飞机赶来。大雨过后，小雨时断时续，书展的读者却未见减少。这就是上海，对文化的热爱令人感佩。签名活动中，有一位本地读者魏先生一边帮着招呼读者，一边急切地跟我聊天。谈话中知道，这位魏先生是一位公务员，中文系出身的他对鲁迅充满崇敬之情，对鲁迅在上海的生活遗迹也格外关注。他的急切正与此有关。原来，据魏先生了解，鲁迅在上海生活、出入的地方，除山阴路的鲁迅故居外，其他几处状况堪忧。景云里是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后的第一处租住寓所。据说如今这里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且有将要拆除的说法。拉摩斯公寓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二个住处，这里现在仍然有住户居住着，巧的是该住户也姓周。魏先生说他曾多次去这两处探访，对鲁迅遗迹未受重视颇感担忧。而另一处鲁迅经常出入的地方———内山书店旧址，现是一家银行的办公营业场所。听了此番介绍，我也略感惊讶，并表示有时间一定去实地看看，一是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二是也对他之所讲感受一下。我们还约好，两天后的思南读书会“鲁迅的文化生活”活动上再交流。

景云里外观

拉摩斯公寓4号鲁迅旧居

上海的多伦路，早已打造成一条文化名人街，几次路过却并没有进去，因为我向来不喜欢参观旧地变成的新景。但今次，决定要来这里走一走，是想独自看看鲁迅当年生活过的区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气息和环境，用脚丈量一下相互间的距离。

多伦路是一条步行街，街口的牌楼应该是新建造的吧。多伦路与四川北路的交接口，有一处气势不凡的建筑，上前一看，原来是孔祥熙的旧居，难怪如此庞大霸气。进入多伦路，这条步行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两边都是一个接一个门面的商铺，不过所经营的倒没有五金电器之类，而多是字画、文玩以及旧书店等等，经营文化显然是入场前的统一要求，当然，便利店应除外。进到一家旧书店，书架上的书以人文社科特别是文学类的作品为多，搜寻一番，挑了一本《章太炎诗文选》（上册）以为纪念，询问有没有“下册”，书店主人是位上了年纪的老者，他淡然介绍，此书只出过上册，因为出版时间是1976年，上册出过，“文革”结束，关于章太炎及其作品的评价、注释都需重新来过，由此，下册就不会有了。无论如何，经营书店者能如此介绍一册小书的来历，实属不易。

多伦路上游人并不多，从多伦路转到横浜路，不过百米即可见著名的景云里。那是一个旧式门楼，楼门上方从右至左可见规范的3个字：“景雲里”。淡黄色字体既未剥蚀也不鲜亮，所以说不清楚是原迹还是新写。进入其中，门楼里的一幢三层小楼，墙上有一略有设计感的黑色大理石小牌，刻印着金色字迹：“景云里为石库门里弄住宅。20世纪20-30年代，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文化名人在此居住。”只见这条里弄有如复杂的毛细血管，有一条“主路”向内延伸，左右两侧有更细的通道排列着，里弄内只有一二老者偶然出进，一点都不感觉嘈杂。鲁迅居住过的23号在左边第一个“通道”里，入得其中，杂物自行车等无序摆放，也有人从门里出来，看我一人行走，虽也打量，但并不讶异，更不盘查，可见是见惯了这样的探访者。1927年10月，初到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先是入住在共和旅馆，5天后即搬到景云里，那里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以及文化人士茅盾、叶圣陶等人。由北京至厦门至广州，又至上海，考察鲁迅的城市迁居史，可以看到，对世俗生活并无特别要求的鲁迅，对居住地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苛刻的。鲁迅并非属于“安居乐业”型的作家，内心和事实都注定他是一个从身体到灵魂的漂泊者。上海，是他到生命终点的城市，他在这里和许广平共同生活，在这里有了周海婴，但其实上海也并非鲁迅到达之前就决定好的归宿。我曾在《何处可以安然居住———鲁迅的城市居住史》一文中对此有过描述：

鲁迅到上海之初，只是怀着“过客”心态，先住下来歇息一下，再决定去向。没想到，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特别是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常有聚谈机会，而且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这让他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

……

■阅读提示：

以目前情形看，几处鲁迅遗迹并未见有遭损毁甚至消失迹象，银行拥有内山书店旧址不但是历史形成，而且在保护与开发方面也做了许多令人欣慰和佩服的努力。当然，我也认为，城市文化的传承，重在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及其内涵的挖掘和弘扬，在于对其进行专业解读。

阎晶明

8月的上海早晨，从城市宾馆的高层望出去，天既不阴也不晴。并不像要带来雨的一股云，汹涌地由西向东飘移着，掠过众多的摩天大厦顶端，动感十足。在北方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天景。从高层楼上向下望去，上海的高架路犹如一条羊肠小道，车水马龙却并不显得狂躁，甚至连一点声息都听不到，像一群牛羊默默地行走在坡路上，十分有趣。温和而又静谧的周末，特别有外出的冲动。就这样，打算独自去一趟多伦路，寻访鲁迅踪迹。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还因为前一天在上海书展的经历。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人潮如织，主办方邀请前来举办《鲁迅还在》的读者见面活动。正是台风大作的一天，我幸运乘坐早班飞机赶来。大雨过后，小雨时断时续，书展的读者却未见减少。这就是上海，对文化的热爱令人感佩。签名活动中，有一位本地读者魏先生一边帮着招呼读者，一边急切地跟我聊天。谈话中知道，这位魏先生是一位公务员，中文系出身的他对鲁迅充满崇敬之情，对鲁迅在上海的生活遗迹也格外关注。他的急切正与此有关。原来，据魏先生了解，鲁迅在上海生活、出入的地方，除山阴路的鲁迅故居外，其他几处状况堪忧。景云里是鲁迅1927年10月到上海后的第一处租住寓所。据说如今这里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且有将要拆除的说法。拉摩斯公寓是鲁迅在上海的第二个住处，这里现在仍然有住户居住着，巧的是该住户也姓周。魏先生说他曾多次去这两处探访，对鲁迅遗迹未受重视颇感担忧。而另一处鲁迅经常出入的地方———内山书店旧址，现是一家银行的办公营业场所。听了此番介绍，我也略感惊讶，并表示有时间一定去实地看看，一是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二是也对他之所讲感受一下。我们还约好，两天后的思南读书会“鲁迅的文化生活”活动上再交流。

景云里外观

拉摩斯公寓4号鲁迅旧居

上海的多伦路，早已打造成一条文化名人街，几次路过却并没有进去，因为我向来不喜欢参观旧地变成的新景。但今次，决定要来这里走一走，是想独自看看鲁迅当年生活过的区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气息和环境，用脚丈量一下相互间的距离。

多伦路是一条步行街，街口的牌楼应该是新建造的吧。多伦路与四川北路的交接口，有一处气势不凡的建筑，上前一看，原来是孔祥熙的旧居，难怪如此庞大霸气。进入多伦路，这条步行街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两边都是一个接一个门面的商铺，不过所经营的倒没有五金电器之类，而多是字画、文玩以及旧书店等等，经营文化显然是入场前的统一要求，当然，便利店应除外。进到一家旧书店，书架上的书以人文社科特别是文学类的作品为多，搜寻一番，挑了一本《章太炎诗文选》（上册）以为纪念，询问有没有“下册”，书店主人是位上了年纪的老者，他淡然介绍，此书只出过上册，因为出版时间是1976年，上册出过，“文革”结束，关于章太炎及其作品的评价、注释都需重新来过，由此，下册就不会有了。无论如何，经营书店者能如此介绍一册小书的来历，实属不易。

多伦路上游人并不多，从多伦路转到横浜路，不过百米即可见著名的景云里。那是一个旧式门楼，楼门上方从右至左可见规范的3个字：“景雲里”。淡黄色字体既未剥蚀也不鲜亮，所以说不清楚是原迹还是新写。进入其中，门楼里的一幢三层小楼，墙上有一略有设计感的黑色大理石小牌，刻印着金色字迹：“景云里为石库门里弄住宅。20世纪20-30年代，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文化名人在此居住。”只见这条里弄有如复杂的毛细血管，有一条“主路”向内延伸，左右两侧有更细的通道排列着，里弄内只有一二老者偶然出进，一点都不感觉嘈杂。鲁迅居住过的23号在左边第一个“通道”里，入得其中，杂物自行车等无序摆放，也有人从门里出来，看我一人行走，虽也打量，但并不讶异，更不盘查，可见是见惯了这样的探访者。1927年10月，初到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先是入住在共和旅馆，5天后即搬到景云里，那里已经住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以及文化人士茅盾、叶圣陶等人。由北京至厦门至广州，又至上海，考察鲁迅的城市迁居史，可以看到，对世俗生活并无特别要求的鲁迅，对居住地的选择其实是非常苛刻的。鲁迅并非属于“安居乐业”型的作家，内心和事实都注定他是一个从身体到灵魂的漂泊者。上海，是他到生命终点的城市，他在这里和许广平共同生活，在这里有了周海婴，但其实上海也并非鲁迅到达之前就决定好的归宿。我曾在《何处可以安然居住———鲁迅的城市居住史》一文中对此有过描述：

鲁迅到上海之初，只是怀着“过客”心态，先住下来歇息一下，再决定去向。没想到，一到上海的鲁迅便被友人们的热情包围。特别是暂居之所离茅盾等作家相近，常有聚谈机会，而且他很快就投入到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当中。这让他感到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上海就这样无意中成了鲁迅最后的栖息地，一个让他再一次被推到文化前沿的地方。

……

内山书店 旧址

不过，如果认为鲁迅来到上海就有了回家的感觉，那就错了。1927年12月19日致旧友邵文熔信中，鲁迅坦言：“‘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住，尚拟暂住。”他留居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不知道下一个居住地在哪里，所以只好暂居沪上。

景云里成了鲁迅到上海后的第一个居所。23号位于“毛细血管”的最末端，应该是早已无人居住了，门口早被树木和杂草包围，紧闭的两扇木门上，右门有“23”号绿色门牌（门牌上还有“横浜路三十五弄”字样），左门上有一个红色“福”字斗方，估计是邻居在“旧历新年”时所贴。据史料记载，鲁迅在景云里居住的两年半时间里，就在这一排房子里搬迁过两回，23号虽位于最深处，但邻居每日打麻将的噪声让他无法写作工作，于是又搬到中间位置的18号，后因仍然不堪其扰，又搬到17号。直至1930年5月迁居拉摩斯公寓。

我对景云里的参观也不外如此，比较大的收获是感觉不到这里有被拆的迹象和风险。人们安然地居住着，烟火气十足。那些曾经以麻将声干扰鲁迅的人们早已不知何处去，也不知他们中有几人曾经知道，自己同一位文化伟人比邻而居。而那种干扰，也正是生活如流水般平常的证明罢了。今天的景云里居民当然都是知道，自己居住在鲁迅等名人曾经出入的地方。我向一位老者打听鲁迅居所的确切位置，还未及他来说明，旁边一位老太太接话说，是18号。他们经常要回答类似的问题。无论如何，鲁迅来到景云里，既是偶然也是必定，他因自己的兄弟和友人而来，却又不能择邻而居。相知与隔膜并存，可知市井之深之庸常。我想起鲁迅的一段杂感：“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个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可他又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想来，“互不相通”也罢，“都和我有关”也罢，既非选择，也非宿命，这就是如流水般的生活。在多伦路成为旧上海不可多得的具有号召力的景观之后，在文化保护成为普遍要求的大背景下，我断定景云里不会被推倒，年久失修等问题也应会有人来管。但是不是一定要变成有门票的景点，那倒也是可以讨论的事。除了23号之外，18号和17号仍然有人居住。这就是城市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吧。

从原路返回，出多伦路向右经过孔祥熙大宅门前行，进入四川北路，鲁迅当年应该叫北四川路吧。前行不足百米，即可见著名的拉摩斯公寓。如果不是特别留意，这样的房子今天很难有什么异样让人特别关注。储蓄所、面包房、服装店、房屋中介……城市生活里的日常招牌证明着这里的并不特殊。拉摩斯公寓是一个窄小的门洞，墙上有一块同景云里一样的黑色大理石名牌，上有金色刻印字样：“拉摩斯公寓”，下面同样是说明：“该处建筑具有现代派装饰艺术风格。鲁迅于1930年5月至1933年4月在2093号居住。”牌面上同样也有英文表述。在牌子的上面，还有两块牌匾，上方一块是2004年虹口区人民政府确认这里为“虹口区文物保护单位”，中间一块则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我想起魏先生前一天的讲述，鲁迅居住过的拉摩斯公寓，仍然被市民居住着，再加上律所的租用，可知这里仍然是一处人出人进的生活区域。

我独自走进拉摩斯公寓，有一种“潜入”的轻微紧张感。沿着旋转的木制楼梯上行，只见每一层都有两个并排的门户，却没有哪一个写有类似“鲁迅故居”的标识字样，一直走到顶层五楼亦如此，只有二层的律所是照样挂着招牌，以方便客户到访。每一层的楼梯转弯处，都有一扇十分讲究的窗户，窗户的铁艺颇有几分艺术感。后来知道，拉摩斯公寓正是以“铁艺”为特色，方有门口说明中的“现代派装饰艺术风格”表述。我因不知道哪一户是鲁迅曾经的住处，只好拍几张照片匆匆离去。临到下楼，看见三层左手一户门开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妪，正佝偻着身子在做搭衣服之类的动作，人、房屋、光线，都很“搭调”。

出了拉摩斯公寓，时间已近11点，我还记得有一处非常重要的场所未去，那就是著名的内山书店。沿着原路往前行走百余米，一个呈放射状的路口一角，正是内山书店旧址。这里的位置基本上和拉摩斯公寓及山阴路鲁迅故居成距离均等之势。近中午的阳光很温暖很充足地洒在内山书店门前宽阔的马路上，书店的视野很开阔。走近这栋三层建筑，门外的墙面上有4块牌匾，其中一面分别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于1980年8月26日所立，下一处是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于1998年10月立，下方在“内山书店旧址（1929-1945）”字样后面增添了说明如下：“此店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所设，鲁迅先生等中外文化人士常来书店读书、聚会，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另一面墙上则有一块铁制牌匾，是1980年8月2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书店旧址设定为“上海市纪念地点”，旁边一块则有鲁迅与内山完造头像，说明文字分中日文两种。中文说明是：“内山书店（1917年-1945年）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内山完造于1917年创立的进步书店。初址在北四川路魏盛里，1929年迁至现址，三十年代的内山书店是上海左翼进步书刊的主要出售点和中日进步文化人士的聚会场所。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塚本助太郎、升屋治三郎、石井政吉等中日著名文化人士与书店有过密切联系。同时，内山书店也是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联络点，曾保护和营救过鲁迅、郭沫若、许广平、夏丏尊等爱国文化人士。1980年8月26日，内山书店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此牌匾由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局于1998年10月设立。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块反复强调此处建筑重要文化意义的牌匾，让我产生格外的好感，书店变银行的担忧似乎感受不到。

内山书店展览室

我相信这是全中国最特殊的一家银行，一进门可见一玄关，“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山阴路支行”十分醒目，但其下方却摆放着一块如门外墙面上的白色大理石牌面，仍在强调这里的出身是“内山书店旧址”。两侧大厅，都是关于内山书店的图片展览和介绍，与内山书店和鲁迅有关的原版书刊陈列，相关主题的书籍专柜，等等，直观望去，并不见有银行踪影。然而管理这间陈列室的又都是银行职员。知我专门来参观旧址，至少有两位职员热情介绍，方知这里从1949年开始就为银行所属，起先是人民银行，后来变成工行山阴路支行。银行十分重视书店旧址这一历史，长期把保护、搜集、展览、宣传内山书店和鲁迅作为重要工作。可以想象，也许正是因为早早变成了一家银行，使这一建筑得以保存完好并整洁可观。金融与人文结合，或者说，金融界为人文历史做事无巨细的工作，此情可感。见我翻阅书架上的书籍，主人推荐说，再过两个月，这里将会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小型图书馆，到时可以来参观阅览。也是从这里的展览序言里，我知道鲁迅当年在拉摩斯公寓的住宅，是位于三层的4号。于是，出了书店旧址，我又返回到拉摩斯公寓，一路上到三层，见那4号房门依然紧闭，未知周姓住户在此究竟有怎样的居住感受。且原来刚刚见到的那位老妪正是其隔壁，不过房门也已关上，让我徒然驻足，遥想感慨一番却满足而去。

想起去年末的最后一天，我应邀到思南读书会做讲读活动，期间第二次去了上海鲁迅纪念馆，也第一次参观了近旁的鲁迅故居，那是鲁迅生命的终点站，也是成熟的鲁迅纪念地。戴着耳麦，随着人数限制的参观者进入其中，解说员轻声细语道出这里的种种，仿佛怕惊扰了房屋主人似的，让人颇生感触。是的，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内山书店旧址在专业性和保护力度上还不能和山阴路故居相比，但我又觉得，文化传承的路径并非只有一条，名人遗迹的保护也未必只有圈地封闭一种办法。其实，让周姓亦或其他姓氏的人仍然居住在拉摩斯公寓4号，让景云里仍然住着打扰过鲁迅写文章的“牌友”们的后代，让内山书店继续开门营业，哪怕是由书店转为银行，未尝不是一种保护方式。我在8月所见的这3处鲁迅遗迹，并没有让我产生特别的失望和危机感，反倒有一种亲切、自然和在此基础上的感佩之情。试想，如果把这几处全部都清场，再由文物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修缮，维护运营，其人力和经费成本，其运行力度，未必都能像理想中要求的一样。鲁迅的生活以简朴为基本特点，他本人当然可以自食其力，但绝非大富大贵。当年的景云里是没有卫生设备的普通市民居住的地方，拉摩斯公寓条件略好，但空间窄小也是可以想象的。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是经内山完造努力运作而得以租住，条件是好了很多，有卫生间，也有了煤气，但毕竟是租住日本银行职员住宅，哪一天又需搬家都是说不定的事。由此说来，让鲁迅的遗迹既有重点保护，又让更多的地方继续在人间烟火中运转，并非是一件坏事。如果遗迹处所的“旧址”“纪念地”等能得到居住者、使用者的尊重和呵护，那倒正成了一件值得称道的幸事。在上海，还有一处鲁迅藏书处，现在也是由一户人家居住着，门口也一样贴有文物保护的标牌，留待我下一次去驻足观望。

如我们所约定的，次日在思南读书会“鲁迅的文化生活”活动上，我又看到坐在观众席中的魏先生。其间，我向他讲述了前一天在多伦路的观感，而且表达了我对上海以及虹口区为保护鲁迅及现代文化所做的点滴努力。以目前情形看，几处鲁迅遗迹并未见有遭损毁甚至消失迹象，银行拥有内山书店旧址不但是历史形成，而且在保护与开发方面也做了许多令人欣慰和佩服的努力。当然，我也认为，城市文化的传承，重在对其中的人物故事及其内涵的挖掘和弘扬，在于对其进行专业解读。同样在上海，我曾参观过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这里的建筑更宏伟，参观人数更多。步入其中，展览内容以孙中山个人经历以及同宋庆龄的爱情为主。而此建筑，曾在1933年发生过一桩为后人津津乐道的逸事，那就是这一年的2月17日，宋庆龄在此接待了到上海进行旋风般访问的英国作家萧伯纳。那一天，蔡元培、林语堂、史沫特莱、鲁迅等沪上文化名人齐聚这里，热闹了从午间到下午的半天时间，产生了很多的故事和文章，留下了无尽的话题和纷争，置身其间，鲁迅与诸人士的合影情景犹然在目。我对此曾写过一篇《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鲁迅与萧伯纳》的长文进行梳理。但我参观孙中山故居时，发现展览内容应该是没有提及到此事。不是因为我热爱鲁迅才有此遗憾，而是认为，名人故居类的遗存，有故事就应挖掘。

我还想到，在北京，大约6年前吧，曾接受过一家报纸的采访，就有关鲁迅故居砖塔胡同61号面临拆迁的传闻发表看法。我以为，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和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迹以及灿若星河的文化名人印迹，相互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如何梳理、怎样对待，这是现代化发展与传承历史文化过程中到处都会遇到的难题。我曾参加过全国政协有关保护历史遗迹方面的一次座谈会，专家们给出的建议也不尽相同。仅就应该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是否可以在遗迹的原址上重建，等等，大家看法不尽相同。我在沪上寻访鲁迅的经历，也印证了我在会上提出的看法，古城镇要保持人间烟火气，又要保持本已脆弱的建筑原本面貌，的确是面临诸多矛盾和挑战。就要不要重建而言，也未必可一概而论。拆“破旧”建新“旧”肯定要不得。但不可否认，目前通过重建进而激活城镇活力并带来多重效益者不乏先例。要防止过度新建如“旧”，以新乱“旧”。应有尊重历史、保护传统的意识，又要有立足当代、科学统筹、活化利用的自觉。

一上午的独自寻访就此结束，鲁迅在上海的身影又一次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正午的阳光更加耀眼，车窗外的景观无论新旧，都让人觉得亲切而又生动。

（主讲人简介：阎晶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