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3年接掌教育部长后，王世杰因施政理念而与当局及同僚时生嫌隙，故多次表达恳请准辞之意。1935年6月，有鉴于“蒋介石允日人予满洲国通邮、通车一事”，在力争无效后，遂辞教长之职；因蒋强留而作罢。1937年5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居正（觉生）除“指责国立大学尤其武汉大学浪费，诋毁近代中国之教育行政为亡国教育外，并提议教育部应取消限制法科招生办法”。随后，王世杰乃以“贡献既未能相称，而噏然集尤，困难复与日俱增耳！”而提出辞意。5月11日，蒋介石复电：“嘱勿辞”；14日，再电蒋，以病为由，请准予辞职。10月1日，出席教育预算案时，受到居正“挥拳相殴”，乃再一次请求解脱部长之职。虽终未获准，但与张岳军直言：“稍缓必求去。”盖“年来政府中人思想落伍者，对教育暨多偏见而不可理喻；深植私人势力者，因受教育部梗阻复多怨尤，此诸事之所以棘手也。”此外，王世杰与陈立夫、蒋梦麟等人，对教育方向的认知，亦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因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争论与冲突，充分反映在主持教育工作者的身上。在国民党国防常务委员会议上，陈立夫直指当前的中国教育为“美国式教育”——这是“根本错误”的；而部长则称：“中国教育之病，在尚未彻底现代化，其所以然，则此等人梗之也。”蒋梦麟于闻王世杰去职后，曾向新任部长陈立夫表示：“彼甚不满‘王’，且其不能代表北大派”。直到1940年2月，王世杰在与罗志希谈到教育现状时，仍感慨地认为：“近来教育当事者，总脱不了为自己造势力的‘私’字。”

王世杰

陈立夫

正当全国各界为全面战争的到来，到底该实行何种教育体制而争论不休之际，蒋中正先后发表了多次重要的讲话，为战时教育的政策原则与实施纲要，确立了基本的宗旨。整体而言，就是以“三民主义”作为教育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以“青年守则”作为教育的基本修养，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与爱国思想，使其成为术业专攻、品行端正且符合时代需要的人才。在国家面对非常状态的时期，吾辈既要把“战时当作平时看”，也要力行“教育军事化”，以达抗战建国的真正目的。

蒋介石

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二册）》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谢敏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