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的隐士—— 张爱玲的传奇人生 ( 上篇 )

前言

1995年秋，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寓所里，房东打开了许久没有消息的房客的房门。房内的布置极其简单，几乎没有一件可以被称为家具。用于保暖的日光灯还亮着，女房客却已经去世多日了。她身上盖着淡蓝色的毯子，躺在一张行军床上，清瘦得出奇。

这位女士似乎对自己的死亡早有准备，走得平静且安详。早在三年前她就写好了遗嘱：死后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不举行任何葬礼仪式，骨灰撒向空旷无人处，遗产全部留给好友宋淇夫妇。

她的遗产清单包括：家具、衣物、信件、手稿、书籍等。看似清贫的她美国银行账户里有两万八千美金，香港账户里有两三百万人民币（95年）。

她有着悠长而不幸的童年、成名趁早又灿烂绽放的青年、波折颠沛且困惑不已的中年，却在生前的最后二十多年里，为了躲避蚤子和外界好奇的粉丝，一直不停地搬家，过着无比奔波的离群索居的晚年生活。

许多人认为她的晚年是孤苦凄惨的，但我却觉得她的晚年是幸运的。经济独立，不必社交，不问政治，没有情感的羁绊，可以把全部投入到自己热爱了一辈子的写作事业中。她不是谁的女儿，不是谁的母亲，也不是谁的妻子。她完完全全属于她自己。

她就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张爱玲。

童年

有一天在学校住读的张爱玲放月假回家，她的弟弟张子静照例向她报告一些亲戚的消息。这次弟弟递给她了一本新出的历史小说——曾朴的《孽海花》，故作不经意地告诉她：“说是爷爷在里头”。

家里人从来不向她（他）们这些晚辈讲述祖父那辈的故事，张爱玲听罢急忙翻看，终于了解了她不凡的家世。

张爱玲的爷爷是晚清清流派名臣张佩纶，主张在备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年代积极应战。因为他屡次上疏弹劾大臣，也因为政见不和，他在朝廷中树敌颇多。中法战争爆发后，这些人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主张派一身书生意气、缺乏实战经验的张佩纶去战争福建督战，结果不出所料大败而归，遂被革职充军。

洋务派的大臣李鸿章虽然和张佩纶的政见不一致，却因惜才不计前嫌地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接济他，将他收入麾下，并且把自己疼爱的长女李菊耦许配给了张佩纶。张佩纶因此对李鸿章充满感激与敬重。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的7月25日（农历），被伊藤博文视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那年他79岁。签字回来后极度悲痛无奈的他大口大口地吐血，同年11月病逝于北京。

张佩纶官场失意又对国事忧心忡忡，而消愁的方式选择了纵酒，以此消磨余生。李鸿章病逝不到两年，张佩纶也去世了。

父亲和丈夫相继离开，37岁的李菊耦拉扯着一双儿女，不得不接受这些巨大的变故。有着极大危机感的她一边靠着父亲给的丰厚的嫁妆省吃俭用度日，一边极其注重对独子张廷重（又名张志沂，张爱玲的父亲）的教育。

时代已经改变，但一直在封建家族深宅大院成长的李菊耦并没有认识到这点。他还寄希望于让儿子通过科举来谋取仕途来改变家庭命运，望之深责之切造成了她极其谨慎又专制的畸形教育观念。

为了不让张廷重注重穿着打扮，跟着亲戚的子弟们学坏，李菊耦让他穿女孩的衣服。后来张爱玲听家里的老仆人说“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 ...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周围的仆人们看到了都在偷笑，又不敢笑出声，怕老太太听到了询问。

李菊耦一味让张廷重死记硬背些古文，若是背不出，要挨打罚跪。直到成年后，张廷重还一直保持着“绕室吟哦”的习惯。张爱玲在《对照记》里写道：“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李菊耦对女儿张茂渊的培养完全相反，让她穿男装，让家里人都称她为“毛少爷”。这样的教育方式让张爱玲有了一个懦弱且暴躁的父亲，一个强势且独立的姑姑。

李菊耦一生都记恨着中法海战里的法国人和当时的海军福建人，她所处的环境和眼界只能让她接受到这些碎片，她无法嗅到空气中帝国没落和新时代到来的气息。李菊耦因小血管爆裂去世，年仅47岁。

张爱玲的母亲名为黄逸梵（又名黄素琼），祖父黄翼升与李鸿章曾是曾国藩部下。她从小裹足，后来又放了脚，所以是半大脚。这双有着封建色彩的脚是她一辈子的遗憾。

张廷重和黄逸梵虽然都出身于旧式家庭，但两个人实在是性格迥异，旧式婚姻形式结合的他们婚后的选择也截然不同。

张廷重有着封建遗少的一切恶习，比如不工作、吃家底、抽鸦片、逛堂子、养姨太；黄逸梵却在张爱玲四岁的时候作为张茂渊的陪读留洋欧洲，一待就是四年，回家后因为丈夫依旧不思悔改选择离婚。

张廷重一直沉浸在消逝的东方旧家族的幻梦里，黄素琼却向往西式的自由、个性、时尚。但这种崇尚就像她那双半大脚，终归解放得不彻底。作为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她一直尝试着独立，却都没有成功，一生靠变卖祖上传下来的古董作为生计。

有这样矛盾重重的极端父母，张爱玲的童年中快乐的部分是非常短暂的。不同于弟弟张子静的平凡，早慧且敏感的她更容易体会到其中的滋味。

父亲早先对张爱玲的写作才能表示过肯定，还曾兴致勃勃地替张爱玲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题写回目，这是她和缺乏责任心的父亲极少的快乐时光。但后来父亲带给她更多的是封建家长的专断和虐待。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

“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 ...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张爱玲的父亲也有过浪子回头的时刻，有次他打了过量的吗啡，被送进医院还差点死掉。族人也把姨太太赶出了张家，他决心痛改前非，给张爱玲的母亲写信极力挽回。

得知母亲要回国，张爱玲特意穿上自己最喜爱的小红袄迎接，而母亲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却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这极大伤害了张爱玲的自尊心。

留守在家的她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而一直缺席的母亲从国外带来了西式淑女的生活方式。对于阔别多年的女儿她没有倾诉思念的欲望，更多的是挑剔和不满，她决心“改造”张爱玲。

她教小爱玲绘画、钢琴和英语，用丰富的词汇讲述国外世界的精彩，家里订阅的期刊女儿可以随便翻阅。母亲还将小爱铃送去了小学，在填写入学证时觉得女儿的旧名张瑛叫着不上口，当场为她改名为中英文皆可音译的张爱玲（Eileen Chang）。这种中西合璧的氛围熏陶让张爱玲自身的修养极速地成长。

浪子的回头一般都是短暂的。父亲张廷重不满妻子的作风，想要通过剥夺妻子财务自由的方式来留住她。终于，他们用离婚来结束了不间断的争吵。离婚后，张爱玲姐弟二人都由父亲来抚养，母亲搬出了这个家，没过多久又再次赴法留学。

张爱玲对母亲的感情非常复杂。她一方面羡慕母亲极美的容貌穿着，欣赏她的清丽优雅，一方面却始终无法和母亲变得亲密。张爱玲在写到母亲动身去法国来和她告别的情景时这样描写道：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啊！”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黄逸梵离开后张廷重又重新走上了之前的老路。中学时姑姑告诉张爱玲她父亲要再婚了，张爱玲听后哭了。事实上，这位继母的出现的的确确彻底终结了张爱玲对于家庭的一切美好想象。

崎岖的成长期

继母孙用藩的父亲的任段祺瑞政府国务总理兼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和张爱玲的父亲同样嗜毒如命，性格阴郁刻薄。

继母把自己的一些旧衣物拿给张爱玲穿，过时的面料与老气的颜色让在学校住读的张爱玲遭到了不少同学的嘲笑。但毕竟很少回家，张爱玲与继母起初还可以勉强维持表面上的客气。

为数不多的回家也让张爱玲对继母平日在家的作风深有体会。一次在饭桌上，父亲因为一点小事打了弟弟一巴掌。

“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矛盾终于还是爆发了。中学毕业那年，张爱玲的母亲从国外回来，因未向继母请示便去母亲住处住了两周，回家后继母大发雷霆，打了张爱玲一个嘴巴。一直积压的怨恨和本能促使她想要还手，却被周围的仆人拉住了。

可继母“她打我！她打我！”的尖锐叫喊已经响彻在屋里。对女儿想要留学深造的想法早有不满的父亲冲下楼便对张爱玲一阵猛烈的拳打脚踢，“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父亲走后她吵嚷着要去报警，可是她连大门都出不去，反被父亲监禁了起来。

张爱玲的姑姑来替她求情，却被父亲用烟斗打伤。监禁期间她得了严重的疟疾，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也不给她用药，任她自生自灭。张爱玲被深深的恐惧感包围，她不只一次想象自己也许就要“朦胧地死在这里”了。

张爱玲在回忆起那段被软禁的时光时写道：

“... ... 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后来张爱玲从把她带大的保姆口里套出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趁机逃出了家门。出逃的经历比预想中简单很多且异常顺利，并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情节。虽然明白这次出逃意味着她再也不能进这个家门，但她开心极了：“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投奔母亲后，张爱玲并没有迎来期许的明亮温情的生活。当与母亲的空间距离变近后，之前关于母亲的无数“辽远而神秘”的美好幻象一个接一个地破灭。

比如她发现无论怎样都无法满足母亲对她的期待，她在生活中的懒散和一般的自理能力、社交场上的自闭和漠然，都让立志于把女儿培养成严格符合西方淑女气质标准的母亲极其失望，并且用丝毫不留情面的方式表述出来：“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虽然这段描述出自并非完全写实的《天才梦》，但我们可以从中想象敏感的张爱玲面对母亲的惶恐和自卑。

比如她渐渐体会到每次向母亲讨钱时的难堪与窘迫，在学业最吃重的求学的年纪，张爱玲显然低估了金钱对她造成的困扰。所以她后来无论何种境遇，都一直作为职业作家笔耕不辍，并且毫不掩饰她对金钱的独特立场。从某种程度上，这塑造了她独立的人格。

香港回忆录

同家庭中的遭遇相比，张爱玲的求学之路还算是顺利。凭借自己过人的天分和刻苦勤奋的态度，一直备受尤其国文老师的赏识。

中学毕业后，她一边接受母亲的淑女培训计划，一边温习功课，考取了英国伦敦大学。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国去不成，最终改入了香港大学。

得到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张爱玲更加努力地学习，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名，连续两次获得了最高级别的奖学金，并且有机会进入牛津大学继续深造。在这里也加深了她对西方历史和文学的了解，同时练就了纯熟得如同母语的英文写作。

1942年末，整个学校都在备考的紧张氛围中，日本人却攻进了香港，学校被迫中断了教学免掉了期末考，而张爱玲毕业后赴英求学的计划也成为泡影。

这段经历某种程度上将她从费心思索如何拿高分的应试教育中大力拉扯出来，有时间去大量阅读之前怕耽误学业不敢看的一些“闲书”，《醒世姻缘》《官场现形记》都是在狂轰滥炸中埋头读完的，自身安危她已无暇顾及，她唯一的担心是“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

她在港大结识了锡兰女子炎樱，后成为张爱玲形影不离的闺蜜。张爱玲欣赏炎樱的热情俏皮机智，恰好和她冷淡好静的性子互补。她曾说过同学中只有炎樱胆大，敢冒着战火去城里看卡通电影。

张爱玲在港战中深刻体会到了人性的盲目和自私。她看到香港沦陷后，人们没有灾难后的反省与体悟，反而沉浸在“暂时可活下去了”的狂喜中，纷纷涌上街头，在青紫的尸体中寻找“吃”的喜悦。

报纸上挤满了征婚广告，人们抓紧世界恋爱结婚，企图在绝望中立刻找到一丝安慰，张爱玲的同学也有提早步入婚姻的。

政治革命终成泡沫，而“饮食”和“男女”才是永恒的。这也是张爱玲日后作品中永恒的主题。

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期间，在被各种伤病填满的污浊环境中，张爱玲和同学一样尽量躲避照看责任，一边反思着冷漠且自私的人性：

“这人（病患）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没有站到道德的判断，她冷静地把真实的情况写了下来。回到上海后，她很快创作出了布景在香港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叩开了上海文坛的大门。

出名要趁早

1942年下半年，张爱玲和闺蜜炎樱一起回到上海后，住到了位于静安寺赫德路的姑姑家。

与母亲相比，她与姑姑的脾气性格更为相投，张爱玲和姑姑一起朝夕相处了近十年。和她的妈妈不同，姑姑一直是个职业女性，留洋回来后在一家外国人的机构里做事，还曾做过电台播音。姑姑和炎樱一样，可以中和张爱玲性格中孤僻冷漠的一面，与她们相处，张爱玲明显更加自如且快乐。

在之前的经历中，张爱玲深知不能经济独立的困窘和难堪。学业既然无法继续，那就让自己尽快可以自食其力。

年底张爱玲向月刊《二十世纪》投了一篇英文长文Chinese L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配上了亲手绘制的插图。编辑看后非常惊喜，向读者力荐这位“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此文也是后来收入《流言》的《更衣记》的底本。

这篇洋文并不是张爱玲的处女作。在香港读书期间，她就参加过《西风》杂志的命题征文活动“我的——”。她以“梦”为主题，创作了那篇金句频出的《我的天才梦》。不久杂志方就通知张爱玲得了首奖，但官方公布的最终结果却是一个安慰性质的名誉奖。

最终征文结集出版的标题用的就是张爱玲的《天才梦》，而《西风》杂志也一直没有给她任何解释，这事成了她耿耿于怀的“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

时间是公正的，其它获奖者的文章早已不见了踪影，只有这篇《天才梦》流传了下来为人圈点。

正如张爱玲《天才梦》所写，她的“天才”不仅在文字方面，还有绘画和音乐。

有这样精准毒辣的观察和总结能力，用文字来刻画人物如此入木三分也就不足为奇了。

张爱玲的文学野心才刚刚开启。她抱着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找到了《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亦旧亦新的文风让他大加赞赏，很快文章就被刊登在了1943年5月和6月刊的显著位置。

张爱玲正式在文坛出道了。自此之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她“天女散花”般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心经》《茉莉香片》《琉璃瓦》《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代表作品问世，数量和质量都令人惊叹的可观。一时间大街小巷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谈论张爱玲的小说。

纪录片《张爱玲传》（吉林卫视）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她这段时间创作的旁白：“她咀嚼她不幸的童年和无爱的家庭，她默默凝视着她正在穿越的时代。她不写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题材，只从庸常的两性关系入手，她冷峻的笔调勾勒出一个个凡庸灵魂在没落和新生交接的时代遭受摧残的煎熬。”

张爱玲不写政治，不屑歌颂，她笔下的世界是阴沉沉潮腻腻的，她刻画的人物内心是复杂诡谲的，她只写她最擅长的人性。

张爱玲对于自己的一夜成名没有丝毫的谦逊和避讳，二十岁出头的年纪要的是“飞扬的喜悦”和极致燃烧的“绚烂”。

旗袍外面罩古董式样的齐膝夹袄、花绸衣料作裹肩的披肩、祖传的被面做连衣裙，张爱玲随心所欲地穿着别出心裁的、充满创意的、大胆的、招摇的奇装异服出入各种不得不出席的场合。

张爱玲去印刷所校稿时，整个工厂的工人都停了工；她去苏青家里时，巷子里的顽童就追在后面看热闹；参加朋友婚礼时，满座的宾客都啧啧称奇。张爱玲当时的风头不亚于电影明星。

《传奇》再版的序言中，她这样写道：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然而红遍上海滩的张爱玲没有全然沉浸在成名带来的喜悦中，她似乎从来不敢放心去倚靠除自己外的任何事物，前一秒还在得意自喜，后一秒就立马脱离开这种情绪，给自己当头泼一盆冷水。就在这段话后面没几句，她写道：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种冷酷的自省张爱玲一直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她清醒地知道自己要坚守的个人主义立场，直到她遇到了胡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