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一周年之际，为其撰写碑文《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中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仅道尽了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平生意志和毕生追求，同时也为自己的一生定下基调。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陈寅恪，面对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始终坚守着学人的操守和文人的风骨。

1969年10月7日，一位79岁老人走到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弥留之际，他不发一语，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此时距他写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整整过去了40年。

旧日家族的荣光

陈寅恪出身名门。祖父陈宝箴为晚清名臣，任职湖南巡抚期间，曾推行新政，开一时风气之先。父亲陈三立有“清末四公子”之称，是清末著名的诗人，曾被日本学者评价为“鲁迅之前中国近代文学成就最高者”。陈寅恪之兄，陈横恪，一代画坛名家，同时也是大师齐白石的伯乐和引路人。家学渊源下成长起来的陈寅恪从小博闻强记，遍览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而与传统仕宦家族不同的是，陈氏家族的第三代并未通过科举应试的方式步入政坛，光耀门楣，而是选择了拥抱西学。陈寅恪13岁便留学日本，而此后13年间又先后留学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级名校中都曾留下过他的身影，在传统旧学的基础上融汇了严谨、科学的西方文化，使其成为当时少有的学贯中西的通才式学者。陈氏三代四杰，也成为了近代中国文人命运的一个缩影和象征，祖父陈宝箴为维新变法猝然而逝，父亲陈三立在日军攻陷北平之际，绝食而死，这种文人世家的士文化传统也在陈寅恪身上得到延续。他一生虽不涉政治，却将家族所传承了那种对于家国的使命感融入到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中，“国可以亡，史不可灭”这种中国文化托命人和殉道者的身份始终熔铸于其骨血之中，而这份坚守与执着，于中国文化而言，是一种幸运，于个人而言却太过沉重，而陈寅恪一生的悲剧与不幸，也莫不与此有关。

陈寅恪

执教清华的岁月

1925年刚满36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一同聘为新成立的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相较其余3位导师的鼎鼎大名，刚刚留学归国年纪最小的陈寅恪，一无资历、二无学位、三无著作，并不被时人看好。但是很快陈寅恪便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征服了清华的师生。据传，陈寅恪上课有“四不讲”：前人讲过的不讲、近人讲过的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慕名于其“四不讲”的学生纷纷前来旁听，每逢其上课，必观者如云。然而这种现象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前来听课学生便不断减少了，原因就在于其上课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旁征博引，学生中很少有人能够听懂，最后甚至出现了一种奇观，来听课的教授人数甚至比学生还要多，其中不乏朱自清、冯友兰、吴宓这样的一代大家。后来陈寅恪便被清华学生称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前者赞其家世门庭，后者赞其学问高深。

在北平清华的13年，是陈寅恪一生中少有的欢愉时光。在这里，他潜心学术，教书育人，不仅在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这样一个当时中国学术的新领域创造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还培养了一大批如蒋天枢、刘节、王力、季羡林等得意门生。而清华于他更为意义深重的便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人生中的两大知己：一位是其夫人唐筼，另一位便是同为“四大导师”的王国维。唐筼于陈寅恪而言，是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毕生的精神寄托，如果没有唐筼的悉心陪伴和照料，“一生负气无人问”的陈寅恪是否能在那样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以一副多病之躯顽强挣扎着活下来，或许都是一个疑问。毕竟自盲目之后，死亡这个主题就曾多次出现于其诗作中。如果说妻子唐筼是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的话，那么他学术上的第一知己，便应首推王国维。在陈、王二人于清华相见之前，便以神交多年，两人都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相见之后，更是引为知己。尽管二人的政治思想不同，但两人在学术的见解和看法，却惊人的投契，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段友谊却仅仅维持了不过1年的时间。1927年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于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而亡，在葬礼上，唯有陈寅恪一人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这种传统的国粹礼节用来哀悼王国维无疑是最为合适的，这既是来自于一个挚友最庄重的纪念与哀悼，而也不妨说也是一种中国文化交托与继承。陈寅恪以这样一种双膝跪的地姿势接受了来自王国维用死亡凝铸而成的文化精神。

陈寅恪（右二）、王国维（居中）等人的合影

南渡，战乱中的迁徙流亡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陈寅恪的不幸和悲剧也由此开始，先是父亲含恨离世，而自己的右眼也因视网膜脱落，面临失明的风险。但为了尽早离开沦陷区，陈寅恪放弃了对右眼的进行手术治疗的机会，在为父亲陈三立守孝49日后，陈寅恪便携妻带子南下与流亡中的清华大学会合。而在流亡途中，充当其学术资料的书籍大量被遗被盗，这对其学术研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另外战时艰苦的生活环境，也使其右眼的病情不断加重。而就是在这样生活的打击和病痛的折磨中，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仅靠着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陈寅恪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部研究中国中古史的传世大作。同时上天似乎也动容于其顽强的意志，给了深遭不幸的陈寅恪一点点的希望。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出任该校的汉学教授，这也是该校建校以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担任汉学教授，而当时的陈寅恪为治愈其眼疾也确实曾两度赴英，但却恰逢二战爆发，终只能滞留香港，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得以最终成行。然而，因为错过了治愈的时间，英国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没能挽回陈寅恪失明的双目，数月奔忙，却只落得黯然回国，而这次失明对于陈寅恪本人、对于中国文化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陈寅恪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相关文字的记载，但从陈寅恪的表弟同时也是他哈佛的七年同窗的俞大维的文章《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或许能窥探一二。俞大维在文中提到，表哥陈寅恪的平生志愿是写就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而陈寅恪一生的学术研究几经转向，无论是隋唐的政治史还是晚年所著的才女传记也始终限于比较狭窄的学术领域中，始终未有宏观体系的大部头作品传世，而这对于身为中国第一流的史学大师的陈寅恪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实非其不愿，而是不能焉。这是一个人的悲剧，同样也是时代的悲剧。

岭南，人生的最后20年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无疑是孤独和寂寞的，他的挚友门生或死或散，能够理解他思想的人越来越少，他的学术研究不再被主流文化所认同，他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异类。理性的学人个性使这种孤独被压抑而得不到排遣，而极富敏感的内心往往将这种孤独放大，他的晚年几乎是以一种痛苦而近乎挣扎的姿态活着。而这也许就是其晚年甘愿以60万的鸿篇巨著为一位倚门卖笑的青楼女子柳如是立传的原因了。《柳如是别传》一书中浸润了陈寅恪太多的情怀和情感，萦绕曲折的笔法，旁枝横斜的史料，书本身看似在写柳如是，却也不仅在写柳如是，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在坚持着自己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晚年这样一种孤清寂寞的生活对陈寅恪来说虽痛苦却也称得上还安详，但现实却是即使偏居一隅，即使已身残眼盲，也无法免去一场政治浩劫的清洗。

黄永玉为陈寅恪墓碑上题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69年10月7日身心饱受摧残的陈寅恪走了，终年79岁，一代大师就此陨落，45天后其妻子唐筼也平静地离开了人世。30多年后，陈寅恪和唐筼的骨灰被合葬于庐山植物园，终得入土为安，生死相随，不外如是。丹青大师黄永玉为其墓碑上题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10个大字，岁月仿佛一次轮回，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