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二月。初五日，李自成风尘仆仆，从江汉前线返回襄阳，市民敲锣打鼓，夹道欢迎。随即营造房屋，起名倡义府，改襄阳为襄京。在倡义府正式成立大顺政府，设官建制。

李自成晋升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统领大顺政府.其下则为中央政府，内设上相、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职，还设立地方政府，在重镇要地设御史，大顺军又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军事制度，全军分中、左、右、前、后五大营，由各级将校统率。权将军以下,为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除五营作战部队外，还有防守地方的守卫军。这一整套的军、政结构 ,实是李岩“据河格以取天下”理论的具体化、制度化。

在大顺政权中，由于李岩智勇过人，不但立有战功，尤其以参与机谋、制订战略而深得人心，赢得了李自成的充分信任，下级将士们的热烈拥护,因而被任命为中营制将军。中营也叫中权营标营,是5个野战军营中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是李自成的精锐、王牌军队，在李岩手下，集中了8员猛将，除李岩为正外，以张鼎为帅标正成将军，党守素为帅标副威武将军,辛思忠为帅标左威武将军，各可成为标左果毅将军,李友为帅标右威武将军，任继荣为标前果毅将军，吴妆才为标后果毅将军，真可谓帅门虎将，人才济济。标营旗帜用白色，以杂色号带为别，坐纛则为黑色，威武雄壮，令人刮目。

就在设立大顺农民政府的当年五月中旬，李自成亲率李岩的中权营开抵洛阳，然后循黄河南岸而东，前往开封朱仙镇。五月二十一日中权营又返回洛阳。农民军声东击西,迂回作战，吓得明军统帅孙传庭惶惶不可终日，下死决心要将农民斩尽杀绝，于是发兵分道出商洛、潼关，并调兵遗将，设“火车营”，新造“火车”3万辆,它既可运载火枪和甲杖,用于拖挽,战时又可摆列阵上作为“拒马”,阻挡对方骑兵,宿营时还可作为“营壁”,护营自卫,并且成立了车营。孙传庭企图拿这些“新式武器”，全力合围洛阳。

李自成、李岩获悉这一情报后，正确分析了形势，认为与这股强劲之敌，不宜硬拼，只能用“牵制敌军，诱敌深入，引敌入彀”的战术。首先，农民军设伏于滋涧(洛阳西边)。官军到后，见道路险峻，怕中埋伏，下马搜索前进,还未等他们清醒过来,农民军突然杀声四起,将敌人的先头部队击溃，首战告捷。然后,李岩率部队立即由滋涧拔营前往洛阳南边的龙门。官军闻讯追至龙门，他们追来后,喘息未定，农民军旋即又开拔到了汝州，仅留哨骑于伊河之西。

孙传庭焦头烂额，疲于追赶，只得命令全军驻扎龙门，遣兵5000追向汝州，而农民军又奔往宝丰。明军终日劳累奔波，一再扑空,可农民军却主动自如，牵着官军的鼻子四处转。这一天，天公又作美，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堪，官军粮车每日只行30里，粮食接济不上，士马陷入饥饿之中，军心恐慌。九月十七日,孙传庭的后军在汝州哗变。李自成、李岩意识到决战的时机到了，马上率精锐骑兵直通孙传庭。

其后一连几天大雨倾盆，官军人马饥疲不堪，大顺军见火候已到，连营出战，孙传庭被迫还击，以攻为守，企图挽回败局这时,李自成、李岩精心策划，巧设军阵五重。最外层为参战不久的新兵，其次为久经沙场的步军，再次为精锐骑兵，第四层为决胜的“骁骑”，最内为老营家口。“骁骑”列为“三堵墙”，右营红旗红纛，左营白旗白纛，前营黑旗黑纛，各7300人，全副甲胄，严阵以待。

二十二日，两军接刃,战斗异常激烈。官军连破大顺军前三重阵地，错误地以为农民军不过如此，益发骄纵轻敌，加上前三次激战，已是锐气大减元气大伤;至第四重阵地,遇到坚不可摧的“三堵墙”，遭到“骁骑”战士的猛烈还击。农民军万骑突发,驰骋冲杀,锐不可当。“火车营”士卒都是在陕西新招募的,从未上过战场，加之离乡背井，存有思归之心，看见骑兵、步卒苦斗泥潭中,早已惶怖战栗,这时更是胆破心惊，不禁大声骇呼:“败了!败了!”一声呼败如山倒，“火车营”士兵都弃车而逃，以致车马塞道，明军欲逃不能。中权营的铁骑纵横飞腾，步兵及其他随军人员，手执白木棍遮道拦截。明军亡命奔逃，大顺农民军紧追不舍，一昼夜追赶400里，明军大败,死亡4万余人，精心构造的“3万火车营”也顷刻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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