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贫贱，早年曾沦为乞丐，受尽饥寒歧视。这段痛苦经历在他生命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使得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存在着一种浓重的自卑心态，终其一生不能摆脱。他对外界风吹草动极度敏感而反应激烈，总认为外人在蔑视他的权威，觊觎他的宝座，最终使得他成为一个有帝王之才、无帝王之器的怪胎。明朝初年的功臣大屠戮即是以此为肇端。

其实在明朝初年，不仅功臣集群成为朱元璋暴虐性格的牺牲品，读书士人集群同样受害深重。有一种行为，在其他朝代都是合法行为，皇帝们都熟视无睹，到了朱元璋时代却成了一项大罪，会遭到满门抄斩之祸。众所周知，古代读书人不外乎两种人生模式，一种是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成为朝廷官吏，踏上仕途。另一种则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破名缰利锁，流连山水吟咏性情，隐居不仕。

历代皇帝都对隐士们持一种宽容态度，隐居不仕也从未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虽然皇帝们都喜欢自我标榜“野无遗贤”，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哪一个皇帝搜山检海硬把隐士们拖出来做官。真有人不肯出来做官也随他去，少了你这颗大头蒜照样也做一锅好汤。最早的隐士如周武王灭商朝时，伯夷、叔齐兄弟两人“不食周粟”，甘愿隐居首阳山啃草根，周武王也淡然处之。东汉初年著名隐士严子陵，多次拒绝皇帝刘秀的邀请，避世隐居富春山，刘秀不但不生气，还“赐钱百万、谷千斛”。然而到了朱元璋眼里，隐居不仕却成为让他无法容忍的存在。

古代每到改朝换代之际，都会成为隐士们的集中出现时期。一是为了躲避战乱，二是甘愿当前朝的遗老。元末明初同样也是如此。加之明朝初年大批功臣宿将无辜被害，更使得读书人视出仕为畏途，光宗耀祖的乌纱帽，在明朝初年魅力不再。正如《明史》记载，“古之为士者，以登仕为荣，以罢职为辱。今之为士者，以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最终导致“明初文人多不欲仕”的尴尬局面，大批读书士人甘愿隐居山林不肯为官。

但朱元璋却无法认可隐居不仕这种行为。他觉得隐士们甘愿住在深山老林，也不愿为他效力，是对他的一种蔑视和不屑。在这种心态驱使下，朱元璋对隐士们也采取了他一贯的铁腕手段。历代皇帝敦请隐居贤才出山，都会采取温和而诚恳的态度，皇帝殷勤备至，贤才半推半就，最有代表性者如刘备三顾茅庐，留下千古美谈。

朱元璋登基之前也曾礼贤下士，但他当了皇帝却画风突变，为了让隐士们出山，他最初采取了简单粗暴的“两步走”，一是威胁，二是强制。《皇明开国臣传》记载了一件事：明朝才子陶凯，隐居不出躲了起来，朝廷的使者甚至无法找到他。朱元璋命使者对陶凯的亲族说：“陶凯不至，可取一族人首级来”。找不到陶凯，拿你们的脑袋来也行。陶凯的亲族差点疯了，连夜全族总动员，“四出寻凯”，很快把陶凯找到送到京师。如果威胁也不奏效，朝廷立即出动差役拿人，把隐士们绳捆索绑，押解来京，强迫他们当官。正如《明史》记载，“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和捉拿重犯一个样，令人哭笑不得。

朱元璋也觉得这样做于法无据，于是独创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罪名，其他哪个朝代都没有，专门为隐士们量身定做。朱元璋钦定法典《大诰三编》中明文记载，这个罪名是“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如果谁胆敢违反，“诛其身而没其家”，满门抄斩。有的文章说是“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与史实不符，原文中并没有这个“大”字，朱元璋大概有意去掉这个“大”字，想藉此表明对隐士们的蔑视之心。

所谓“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罪，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明朝境内读书士人不肯为皇帝效力之罪。再说的直白一点，也可称为“不想当官罪”，或者“不识抬举罪”。现代人看了这个罪名，不免会觉得有些荒唐，不招谁不惹谁，安安静静呆在山里读书养性，不想当官也是罪？但在朱元璋时代这却是冰冷而残忍的现实，因为这个罪名被抄家灭门的比比皆是。《大诰三编》记载，洪武十八年，广信府儒生夏伯启，素有才学之名，却拒绝朝廷征召，归隐田园不愿出来做官，朱元璋大怒，下令“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苏州士子姚叔闰、王愕隐居不出，拒绝出仕，朱元璋同样毫不手软照此办理，两家都被满门抄斩。朱元璋连隐士也不放过，还专门给他们创立罪名，任意屠戮，可谓空前绝后，让人惹不起也躲不起，开千古未见之奇。就这一点而言，哪个皇帝也没他这么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