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造船,30执笔,满腹经纶,不仕满清,“我佛”自居有深意

十九世纪末,那是中国统治混乱的动荡年代。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大清王朝走向晚年,各种腐朽弊政开始逐渐涌现出来,官场进入了至暗时代。

佛山人吴研之是一正直之人,他虽是官宦之后,却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同时他又是有志青年,绝不可能就这样避居隐世,对于外面的世界淡然避之。他有他的想法,他想要用短暂的一生向世人道尽世途黑暗,让人迷途知返。

他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祖父是湖广总督,曽祖父为工部员外郎,父亲早年也为京官,“三代为官”指的就是吴研之这样的家庭。可正所谓“月盈则亏”,他家中忽逢巨变,他爷爷离世了,按照清朝以孝治天下的国策,他父亲是要辞官回家守丧三年,这就是“丁忧”。于是他又举家迁回故乡广东佛山,这一年,他才刚刚一岁。

他在佛山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可是在他往后的文字著作中却几乎没有再提过佛山这个地方。经过史学家考证,在佛山的日子里,或许是他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光。因为与他后来的坎坷人生相比,这段空白才是他唯一藏在心底里,那为数不多的点点幸福。至于他往后的文字里对故乡鲜有提及,那就可能与他所写的文体内容有莫大关系,他写的都是警世谴责小说,尽述满清官场黑暗事。他其实最初更有可能成为的却是一个工程师,只是后来的事情总是让人出人意料。

吴研之的父亲只是一个九品候补巡检,守丧三年后就去浙江上任。由于收入不高,离开京城后,吴家开始家道中落。十七岁那年,父亲去世,他必须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于是便独自一人去上海谋生。在上海,他见识到了一个与佛山古色古香的宁静古城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里已经开始被现代工业文明给笼罩起来。他加入了当时洋务运动最响亮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他对机械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他喜欢听到机器发出的那种“轰,轰,轰”的撞击声。他从一个抄写员做起,通过自学和进修,一直升职到成为一个机械绘图员。他还在二十三岁那一年自行设计建造了一艘蒸汽式轮船,而且在黄浦江试航大获成功。如果他一直朝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会成为一位近代杰出的造船大师,可惜事与愿违。

他在江南制造总局虽然兢兢业业,积极进取,可是换来的却是处处受人打压。因为江南制造总局说到底是清政府官办企业,这里其实还是充斥着清朝官场中的各种套路,像他如此正直的人自然是不可能受到重用。而他急需养家糊口,领着这点微薄的薪水,自己都生活的紧巴巴的。而这时外面却挂起了一阵飓风“戊戌变法”,变法虽然失败,可无数有识之士这时却真实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在用笔墨去痛诉这个时代的黑暗,唤醒人们起来变法图强。而此时的吴研之也被这起风暴点燃了自己心中火焰,他决心弃武从文,用自己的犀利眼球给大众拨开官场迷雾的背后阴暗。

早年他在江南制造总局工作的时候就喜欢看书,结果他一次到书坊觅书之际,竟然被半部《归有光文集》搞得神魂颠倒,以故事为主的小说成为了他最喜爱的文体。三十二岁那年,他离开了那个已经呆了十四年春秋的江南制造总局,来到了一份叫《消闲报》的报纸做笔政。而他的这第一份报纸就展现出了他以文讽政的才华。戊戌变法后,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捉康有为,梁启超》的悬赏帖子,竟然引来万人评论。通过这种特殊的互动,吸引了大量的人来关注戊戌变法,借机暗斥清政府的腐败。之后他又参与了多份报刊的创立,连续刊登发表多篇文章,通过寓言故事,时事评论,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而他真正走向文学的巅峰是因为那部被誉为清朝四大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状》的创作。而他写下这部小说竟然是因为一次官场的“失意”。他少年时就读于名震一时的佛山书院,那里出过梁启超,北洋政府总理梁士诒这样的人物。同时那里还曾有一年考上十五名举人,堪称“科举兵工厂”。可在那里读书的他却从未涉及官场,绝非他天资愚钝,而是他从小就厌恶八股,远离官场。

1902年,曾国藩之孙推荐他和李伯元入经济特科考试,想招二人入朝为官,报效朝廷。结果马上就遭到小人弹劾李伯元,吴研之听到后当即回应:“与物无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彻底与官场决裂了。而此时,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陆续问世给了他无限的刺激,而梁启超此时还在日本高喊“小说救国论”,他终于坐不住了。于是以“我佛山人”为笔名,写下了那部震惊世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状》,通过一个自称“九死一生”的人嘴里,讲述了他一生所遭遇的各种亲族迫害,官场黑暗,道尽了那个时代人心的险恶与黑暗,当然这其中有很多是以他的现实经历为蓝本,如果想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真的很值得去看看这部小说。

那部小说使吴研之名噪一时,结果他写这部小说的笔名也随即流传开来,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用他的名字大做文章。那个时候由于社会风气有很多人以“山人”自居,结果这些人就把他的笔名拆开来念“我佛”“山人”,笑他以“我佛”自居,不知天高地厚。吴研之听后,大笑,他出来解释:“这个笔名是指我是佛山人,而这些人把他名字凭空腰斩,给他按个这么大的帽子,实在罪过。”

他心里确实非常怀念佛山,思念那个古老静谧的小城,那里山清水秀,人人淳朴自在,与世无争的桃源生活。而上海这般大城市,虽然看似繁华无比,可是内里却隐含各种派系官场,错综复杂的勾心斗角,让人一刻也无法宁静淡泊。可惜他这辈子再也没有回到佛山去了,1910年10月21日夜,他在刚上床睡觉之际,哮喘恶疾突发,骤然离世,结束了他贫困潦倒的一生。那一年他四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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