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之后的历史看，陕西人无疑是第一拨儿最能打的。

《汉书·刑法志》指论战国各国军队，点名表扬秦、齐、魏三国的军队：“齐愍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士胜。”同卷又引用荀卿之言，称秦军为最强：“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锐士。”至于秦军为什么如此强大，并非其体质上比东方诸国人强大，而是国家体制问题。

到了西汉之时，吴兵的战斗力表现得极其强悍。吴地包括今浙江与苏南、皖南、赣北等区域。此地民风素来比较强悍，“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

云台二十八之一的铫期劝刘秀脱离更始帝时，说道：“河北之地，界接边塞，人习兵战，号为精勇。”（《后汉书·铫期传》）耿弇也说：“与国家渔阳、上谷兵马之用，归发突骑以辚乌合之众，如摧枯折腐耳。”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陕西人战斗力的第二次爆棚，甚至一直持续到北朝后期至唐初这个阶段。宇文鲜卑据有关中，建立西魏北周，其能由弱到强、最终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军队战斗力强大是一个主要因素。

这个时期秦人之所以能打，原因已不同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而是由于民风犷悍。

这个所谓的江淮，大体上对应今天安徽省和江苏省北部，也就是淮河南北的地区。东晋时这一地区是北方胡族政权和南方汉族政权战争的拉锯区，当地汉民饱受胡族屠杀之苦，便奋而起之反抗，久而久之，战斗经验便也积累渐丰。后来胡族压力越来越大，大量汉人沦为流民，一批又一批地南下投奔东晋。

在南朝时，荆襄兵和岭南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战斗力也都有为人称道的时候。荆襄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湖北省。

后来梁末时梁元帝萧绎东平侯景之乱、西攻蜀中萧纪、兼并萧氏三王，他手中的荆州兵极耐苦战，多次败而复振，颇为时人所重。

岭南兵，也就是广东兵，当侯景之乱时，由陈霸先率领南江豪帅，自岭南一路北上，以五万左右的兵力，与荆州王僧辩军平分秋色，共同消灭了侯景乱军。后来陈霸先率岭南兵袭杀王僧辩，公开与北齐决裂，玄武湖一战，歼灭了近十万北齐大军。

河南自永嘉之乱以来屡遭离乱，生民多有流徙，久陷兵火之灾。后赵与晋将祖逖争夺河南、北魏与刘宋屡战于河南，至周齐分东西而峙，洛阳、荥阳、鲁山一线又成前线，其西南界之南阳、东南界之义阳，则是南北大战的前线，故而豫州民风也变得日益好勇习战。

隋唐之际的大才子祖君彦作讨隋炀帝檄中夸耀瓦岗军的兵威：“百万成旅，四七为名，呼吸则河、渭绝流，叱咤则嵩、华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瓦岗军兵势极盛，打下了大半个河南和山东西部等地，各地起义军皆推瓦岗为首。其军中猛将辈出，如徐世勣、秦琼、王君廓、单雄信等辈，皆立功于当世。

有宋一代，军力之弱人所共知。其中固然有宋代军事体制的问题，但辽、金、夏等北方草原帝国都已进行了充分的汉化，国家体制和战争潜力都具备相当水平，故而宋军与诸国大战数百年，均没有取得像汉武击胡、唐灭突厥那样辉煌的战绩。非要说宋军能战，确实显得牵强。但论诸宋军内部，也有西军的战斗力差可一观。北宋和南宋初期的西军，驻扎范围大致在陕甘川交界一带，兵员大多出自陕西诸路。

到了明朝时，浙江兵因为抗倭而大放异彩。

后来戚继光到北方蓟辽练兵，朝廷专门征发三千浙江兵，作为蓟辽大军的样板。浙江兵军令极严，某日到达城下就地扎营，突然天降大雨，浙兵竟然在雨中挺立，“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北方兵丁军纪废驰，见浙江兵如此，无不惊骇。可见浙江人虽然民风强悍，但战斗力之强，多半出于纪律严明。

作为人口大省，明代四川人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视。

清末太平天国起义，广西人骤兴于一时，以一省子弟兵，连克名城、屡挫大军。桂人能战，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