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这本书，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谣言事件里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本书称之为替罪现象。

在古代中国谣言事件里，哪类人最容易成为替罪对象，而替罪又是怎么进行的？

第一类替罪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刚才说的那个“老虎外婆”的故事里，为什么吃小孩的妖怪的形象，会从男人变成老太婆？就是因为在古代社会，女性是弱者，最好欺负，尤其是老太婆，既不能再生育，又不能再劳动，更是弱者中的弱者，最适合充当替罪羊，缓解民众的恐惧。

在古时候，如果出了丢孩子的事儿，人们可能不查证、不核实，就直接杀害那些独居，看起来有点儿怪的老太婆。有份清代的记载，说在广东新丰乡下有个老太婆，由于终日劳作，长得特别黑，总是蓬头垢面的。有一天，她挎着蔬菜篮赶集去卖，有个放牛小孩说“这简直就是个老虎妈子”，老太婆听了很生气，就说“你再说我，我就吃了你”。那个小孩儿跑回村告诉了大人，引来全村人来抓这个老太婆，把她打得半死，还扭送到县衙门，告诉县官说她是妖怪，要求用锁链穿她的琵琶骨，也就是锁骨。老人怎么受得了这种折磨？没穿到一半，她就死了。历史上，类似案件的记载还有很多。

在另一类谣言里，旱灾是由一种叫做旱魃的鬼造成的。说旱魃附身在女性尸体上，把地下的湿气都吸没了，所以才不下雨，它最后会变成会飞的僵尸，飞到哪儿，哪儿就会干旱。于是，一旦发生天旱，人们就会由于恐慌，或者因为平常就有私仇，指控是某一家刚死的女人变成了旱魃才导致旱灾的，于是把她的遗体挖出来毁掉。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人们相信这类说法的原因。把老年人，特别是老太婆当成替罪目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由于厌恶衰老，人会本能地不喜欢老太婆形象，在有些人的潜意识里，也暗暗希望推卸掉赡养老人的责任，有嫌弃的心理。再进一步说，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是外婆而不是奶奶呢，因为在宗法社会，外婆属于另一个家族，更加边缘化。那些谣言里最可怕的怪物在现实世界的替罪对象，常常是最可怜的人。

第二类替罪行为的主要对象是外来的陌生人。在现代都市，几乎每个人都是陌生人，我们不觉得陌生人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古代农业社会是熟人社会，陌生就代表着可疑。

明代的商业比较发达，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在当地人看来，这些人几乎都是威胁。欺负外地人，当然也是从最软弱的开始。比如说乞丐吧，有一类恐怖传闻是说流浪汉和乞丐会偷小孩儿，割掉他们的器官来做成药，或者把他们弄瞎弄残之后让他们去乞讨。你可能会说：“我也听说过，这就是真的！这叫采生折割。”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个案的可能，但这么严重的指控，总得有侦查和证据吧？可是明朝人觉得没有验证的必要，只要爆发这类谣言，他们就会直接将一群外来乞丐抓起来处死，没有记载表明，人们曾经核实过传闻的真假，或者拿到过什么真凭实据。

还有云游的和尚、尼姑，也经常被当成妖术谣言的替罪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寺庙的和尚、尼姑就不会被指控，道理很简单，中国是熟人社会，本地和尚、尼姑已经融入了熟人网络，获得了社会身份，他们不是外来者。

到了19世纪，外来人里增加了一类更让当地人不安的群体，就是西方人和传教士。他们处处都和中国人不一样，让老百姓觉得特别诡异，于是在传闻里，洋人取代了流浪乞丐和云游僧，成了窃取器官、盗窃婴儿的替罪对象。最严重的一次事件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天津当时爆发了流行病，教会开办的育婴堂也死了几十个婴儿。人们传说，洋人杀死婴儿，割了器官做药材，结果开始围攻教堂。地方政府和法国领事都没有成功控制事态，酿成了大规模暴乱，杀死了很多外国人和中国信徒，烧掉了9座教堂和领事馆。人们还把废墟里找到的望远镜、显微镜毁掉，说那是洋鬼子挖人眼、抽骨髓的机器。

田海发现，在这个事件里，民间关于教会绑架儿童、摘取器官的流言，并不是专门为西方人发明的，而是来自在中国流传已久的谣言，只是转移了指控对象，选择了新的替罪羊。所以他认为，天津教案的性质是谣言引发的社会大恐慌，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认为的，是因为民族仇恨而反对西方人和基督教的事件。这是由于以往的历史学家都太注重书面材料，忽视了口头传播的文化成分。

中国古代的谣言替罪有一个特点：替罪对象都是个人或者小群体，基本属于个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古代西方社会就不是这样。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流传着女巫和魔鬼勾结实施妖法的谣言。整个欧洲世界进行了社会运动式的、历时几百年的猎杀女巫活动，大批女性被指控为巫婆，死于民间的私刑或者宗教裁判，原因也是因为她们处于社会边缘的弱者身份。

欧洲猎杀女巫事件规模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是因为背后由教会主持。在中世纪，教会拥有超过国王的权威。而古代中国，除了集权的中央政府，没有这样有持续影响力的利益集团。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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