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记得，与先生相识，是三十多年前的事。

当时，两岸信息不畅。先生通过我认识多年的香港大学陈耀南教授转来一信，垂询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中的《公羊春秋论》上下两篇是否为魏源所作。说实在的，由于两岸长期隔绝，加上我孤陋寡闻，当时并不知道先生的大名，也无缘读过先生的任何著作，更不知晓先生在台湾乃至国际上的学术声誉和地位。只是觉得海峡对岸有一位学者居然知道我，晓得我比较熟悉魏源研究的资料，还特地托人转来了信函说是向我“讨教”，虽说不上是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倒也着实激动又感动了一番。于是，连夜提笔给先生写信，详细写下我对此事的看法。第二天，又补充了若干材料，一并寄给陈耀南教授，请他转寄台湾。先生很快来信，同意我的看法：《公羊春秋论》上下两篇是略早于魏源（1794—1857）的清代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所作，并非是魏源的作品。关于此事，先生在其所著的学术自传《思想的探险》一书中作了记载：

我在尚未开放探亲之前，便因文献的真伪问题，经由香港大学的陈耀南教授，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黄丽镛教授通信讨论，陈、黄皆魏源专家，陈氏著《魏源研究》，对这位19世纪的大思想家，做了全面的探讨；黄氏早年与吴泽合撰《魏源<海国图志>研究》长文，又成《魏源年谱》，并与杨慎之合编《魏源思想研究》，他们的书对我写魏源一章，颇多助益。我为了不能断定大陆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源集》中的《公羊春秋论》上下两篇的真伪，写信向黄教授讨教。

先生接着用2页篇幅摘录了我写他的信的主要内容。其实，对上述问题先生早就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只是出于学术的严谨，再征询一下别人的意见，足见先生虚怀若谷的学风和品德。台湾开放回大陆探亲是1987年11月以后的事。我与先生的首次通信，虽然记不清准确的日期，但应该比1987年11月还要早一些。开始时，是请陈耀南教授转交，过了一段时间，便能直接联系了。

（二）

我记得，1988年5月上旬，先生来信说，准备回大陆探亲，会先飞到上海，待一两天，然后坐火车回镇江老家。先生没有说回来的具体日期，只是说到了上海会与我联系。我很是兴奋，很是期待。无奈不知先生来的具体日期，也不知飞机航次，无法去机场迎接，只能静静的等候。大概是过了有10 天吧，历史系办公室通知我：有客来访。当时大多人家没有安装电话，是通过公共传呼电话告知的。我心想肯定是韦先生来了，便从家属区赶到办公室。

只见先生身穿深色西服，佩带浅色领带，配一条深灰色西裤，裤缝烫得毕直，皮鞋擦得亮亮的。乌黑的头发，一丝不乱。面部表情比较严肃，显得十分沉稳。个子虽然不高，但很有精神，完全不像一位60多岁的老人。先生这个形象深深留置在我的脑海中，即使后来见到先生晚年的照片，也会立刻转换成当年的记忆。

我安排先生在学校的招待所住下。条件比较差，房间里没有装空调，只有台式电扇，好在5月的上海还不算太热。略作休息后，先生说要给香港的陈耀南教授打个电话。当时大家都没有手机，我陪同先生到招待所的服务台要了个长途。先生高兴地跟陈教授说，已经到了上海，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接着，我邀先生到校园走走，参观参观。我对先生说，人们都称赞师大是沪上高校中最美丽的校园，绿树成荫，繁花似锦，还有一条名闻遐迩的丽娃河，流淌着各种令人遐想的传说。走到丽娃河上的丽虹桥时，先生建议拍张照。我没有相机，是用先生带来的相机，请路过的同学帮忙拍了一张先生与我的合影，先生回台湾冲洗后寄给了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时不时会拿出来看看。（照片一）

第二天，我陪先生去闸北、虹口一带寻访先生在上海的旧居。40年了，街道、房屋变化很大，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找到，很是遗憾。下午，先生就回镇江去了。我邀请先生在师大作学术演讲，他答应返回上海时一定讲。

先生从镇江返回上海后，在师大作了一次演讲，出席了一次学术座谈会。学术演讲安排在当时师大最好的大会议室——校办公楼小礼堂内举行。我请哲学系副主任丁桢彦教授主持。哲学系创始人、时任名誉主任的冯契教授，历史系系主任陈崇武教授和两个系的众多师生出席听讲。这应该是先生回内地后作的首场学术演讲。（照片二）

他讲述了自己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介绍了台湾学术界研究的大体情况，表达了要与内地学术界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事业发展的意愿。先生演讲内容充实，语言精辟，具有十分强的感染力。说到动情处，先生站了起来，把外套脱了，不用讲稿滔滔不绝讲演，得到师生的欢迎和赞赏。（照片三）

先生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在台湾来说就是一口正宗的国语。先生生在江苏镇江，长在上海，我是镇江邻居常州人，在上海也生活了30年，仔细听先生演讲，还是能感觉到有丝丝江苏、上海的乡音，倍觉亲切。 随后的座谈会是小规模的，在哲学系的会议室里。室内没有投影设备，在黑板上用彩色粉笔写了“热烈欢迎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来华东师大哲学系历史系讲学”。室内坐满了人，哲学系的曾乐山、丁桢彦、赵修义、朱贻庭和历史系的刘学照等诸位教授以及研究生都来了，座谈气氛十分活跃。（照片四）

（三）

我记得，1989年4月在上海再次见到了先生。

这次先生是应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邀请来讲学，住在复旦。先生来信告诉了我他来沪的日期和航班。师大校区在中山北路，去虹桥机场要换好几次公交车，当时出租车极少，不大好叫到。我是一个普通教师，不方便、也不愿意去学校车队申请派车，就骑了自行车去机场接先生。复旦大学是姜义华同志来接先生的，离开机场时，他邀我同车返回市区。我心里想我的自行车还在停车场呐，只好托词说，我还有些事暂时不回学校。等他们驱车离开后，我取了自行车独自骑回学校，到家天已经很黑了。

隔天，我去复旦大学看先生。他住在复旦接待客人的专家楼里。交谈中，我告诉先生，复旦大学旁边有一条以先生名字命名的马路，叫政通路。先生问：“真有此事？”我笑着说：“先生要是不相信，不妨去看看。”先生来了兴趣，说：“走，去看看！”我一边陪先生从复旦校门口走出去，一边简要介绍了政通路的来历：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将北邻新商港、南接租界、东近黄浦江，地势平坦的江湾一带划为市中心区域。该计划各项工程于1930年上半年开始建造，在一片农田间修筑了一系列道路。其中，在西南分区（大同路以西、三民路以南），纵向道路以“国”字头命名，有10条，如国权路、国和路、国定路等；横向道路以“政”字头命名，有12条，如政熙路、政修路等，政通路就是其中的一条。走出校门，很快就到了政通路，先生看到路边有一块“政通路”的路牌，笑一笑，说：“真有政通路。”我问先生：“要不要拍张照，留作纪念？”他答应了。我请先生站在路牌前，用先生自己的相机拍下了这个镜头。 先生后来来信说，冲洗出来看看蛮好的。在出版《思想的探险》学术自传时，先生把这张照片印在书的封底上。我只是觉得有点遗憾，我摄影的水平太次，要是先生再往旁边站一点，效果会更好。（照片五）

先生准备离开上海去镇江前，我又去复旦看望。他正在整理行装，对我说：“几位朋友盛情送给我好多书，很重很重，我要先回镇江，再去北京，实在带不走。我把我已经有的几本送给你吧。”我当然很乐意接受，谢过了先生，带回来了。其中有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6卷本《章太炎全集》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还有一位朋友留下了一大包书稿，有手写在大稿纸上的文章，更多是报刊文章的剪贴，是请先生推荐给台湾出版单位的。先生要我代为保管一下，等联系上出版单位，有确切消息后再寄去。我也一并带回了学校。

先生在《思想的探险》一书中说，1989年来复旦讲学时，“仍到华师大与教师们座谈”。不知什么原因，我怎么也不记得这件事，我想先生的记忆应该是正确的，那么负责接送先生的也应该还是我。还有一件事，我一直疑惑不解：先生两次来上海很多细节历历在目，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没有一点宴请先生的记忆，也没有看到一张相关的照片。是我不懂礼数，还是因囊中羞涩有心无力没有招待先生？ 想了很久很久，还是没有答案。

（四）

我记得，8月10日，学生在微信群里转来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惊住了，呆呆的坐在书桌前，内人看见我不说不动，过来问我：“怎么啦？”我喃喃的说：“韦先生走了，韦先生走了！”我也不知到何处去悼念先生，只是深深的回忆起往事。

10月下旬，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嘱我为纪念先生写点文字，我应允了。于是写下三十年前我与先生最初相识和交往的点滴，但愿化作花束，献给天堂里的先生。难忘先生，先生难忘。

2018年11月9日写于华师范大学一村寓所，时年七十有九

作者黄丽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