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黥刻之刑沉寂多年，到了五代时期，诸侯跋扈，天下大乱，许多人对奴仆滥用私刑，把面部黥刺当成一种惩罚手段，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北宋。

北宋初年，朝廷多次明令禁止这种做法，士庶之家的奴仆有犯法之事，必须交到官府处置，不得私自黥刺。

北宋立国之初，法制森严，刑罚中开始有“刺配”一条。宋朝对黥刑的恢复，本质上是一罪多刑，罪犯要受杖刑，然后被刺面，再发配到遥远的异乡，从立法的精神上看，这其实是一种倒退。

从《宋史·刑法志》来看，宋朝时为罪犯黥刺的部位也有许多变化，除去额头和手，还有耳后，比如犯盗窃罪，要在耳后刺一个圆环，被判徒刑和流放的，要在耳后刺方块，被判杖刑的，刺圆形。如果三次被判杖刑，要把黑色的圆形标记刺到脸上。法律中对所刺图形的尺寸也有明确规定，即“径不过五分”，推算一下，其面积比手指甲稍大一些。

与北宋并立的辽国也有黥面的刑罚。从史籍上看，辽国的刑罚一共有四类，分别是死刑、流放、徒刑和杖刑。徒刑分为终身、五年和一年半等几种，杖刑所用的刑具有沙袋、木剑、大棒和铁骨朵等，但可以花钱赎买，比如杖一百，犯人如果拿出一千钱交给官府，就可以免去皮肉之苦。

黥刑是上面四种刑罚的补充，可以兼而行之。比如一个人三次犯盗窃罪，就要黥额，并判刑三年。如果四次盗窃，则黥面，并判五年徒刑，如果再犯，就是死罪。

辽兴宗重熙年间，有官员指出，身犯重罪的犯人，除去徒刑，还要受杖刑和黥面，相当于一罪而三刑，不太妥当，建议免去黥面之刑。辽兴宗同意这个建议，批示说：“犯罪而能悔过自新的人，就算是可用之人，如果施以黥面之刑，终身为辱，实在可惜。”

那以后，辽国对黥面有了更严格的限制。如果奴婢偷盗主人的财物，主人只许在奴婢的手臂或者脖子上刺字，不许刺到脸上；终身监禁的犯人，也只许在他的脖子上刺字。初次犯盗窃罪的犯人，官府只能在他的右臂刺字，第二次盗窃，刺左臂，三犯刺右颈，四犯刺左颈，五犯则直接处死，基本上禁止了黥面和黥额，顾及了罪犯的一些尊严，反而比北宋的刑法更显人道一些。

元代法律中对黥刺有类似的规定：初犯盗窃罪的，在左臂刺字；第二次再犯的，在右臂刺字；第三次盗窃则在脖子上刺字。犯强盗罪的，第一次就在脖子上刺字。不过，如果犯盗窃罪的是蒙古人或者妇女，则不刺字。

已经刺字的罪犯，有擅自除去黥刺的，如果五年之内没有再犯，则不追究。如果重犯，则把去除的黥刺补刺上去。另外，元代法律禁止对家奴施以黥刺，不许为逃跑的家奴刺面，有触犯者杖六十。

元代刑法中还有一个特殊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犯了盗窃罪，却发现他的左右两条手臂上已经纹过身，就在纹身的空白处黥刺。罪犯在黥刺之后自己又私自纹身，把手臂上的黥刺遮盖，如果下次再犯，就要刺在手背上。犯强盗罪的，如果脖子上已有纹身，则在空白处黥刺。

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元代时比较盛行纹身，法律中才会有这些特别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规定反过来又会鼓励那些罪犯纹身，以遮掩丑迹，混淆视听。

明代刑法中关于黥刺的规定与前朝差不多，又特别规定，凡是擅自去除黥刺的，打六十棍，并且补刺。

八旗军入关，中国社会大幅倒退，在臭名昭著的“逃人法”中就有黥刺之法。明末清初，清朝统治者掠掳大量汉人，世代充当满人的奴仆。这些汉人不堪忍受压榨和禁锢，纷纷逃亡，朝廷于是专门制定“逃人法”，其中规定：逃人第一次被捉，黥刺右颊，鞭刑一百以后归还原来的主人。如果再次逃跑，捉到以后黥刺左颊，鞭刑一百之后归还给原来的主人。第三次逃跑，被捉之后要被判处死刑。而且凡是窝藏逃人的百姓，要比逃人受到更严厉的惩罚，本人处死，妻子和家产一律籍没入官，连左右邻居也要受到株连。

以后因为汉人的反对，“逃人法”逐渐放宽。到了康熙初年，规定七十岁以上、十三岁以下的逃人，无论男女都不再鞭刺。如果逃人能投案自守，也可以免去鞭刺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