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96年的万国运动会上，各国国旗伴随着各自的国歌依次升起，等到大清国的黄龙旗升起时，现场却是一片寂静——偌大个中国，竟然连自己的国歌都没有。

正当人们惊诧之余，一位年已七旬的中国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到黄龙旗下，用尽全身力气高唱起他家乡的民间小调《茉莉花》，苍老的声音，孤独的背影，却捍卫起一个民族最后的一点尊严，因此，他得到了全场观众最热烈的掌声。

这位步履蹒跚的中国老人，就是被爱国青年骂了一百多年的卖国贼--李鸿章。

作为晚清的一代重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他是一位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

李鸿章的思想理念比他同时代的人站得高、看得远。他有两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就是他对世界局势的认识，第二个他对中国当时所处的环境提出来一个治国方略。

他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而这个看法则被近代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在近代中国，位极人臣的李鸿章无疑是一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卖国贼”，中国近代史上屡次大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几乎全部出自李鸿章之手，当时许多国人更是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但这样的罪责，对于李鸿章而言未免太过沉重。

李鸿章自幼聪慧，学问广博，20岁入选优贡，24岁中进士，后来又拜在曾国藩门下，并最终成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研修学问，他心诚神明；平定叛乱，他居功至伟；投身洋务，他开中国近代化之先河；再后来，他成为西方列强唯一认可的晚清外交家，并在斗争中赢得了“东方俾斯麦”的称谓。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在家乡办团练，继而充当曾国藩幕僚。其后，因平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而从此官运亨通，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了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方面的代表和实际掌权人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俄国沙皇加冕，清政府派驻俄公使王之春为贺使，竟招致俄国政府的抗议。俄国驻华公使提出的理由则是“加冕为敝国重大礼典，非得贵国位望最高之人，为列国所称许者，不足当贺使之任。王之春非其选，能胜任者当数李中堂”。于是，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为贺使，出访莫斯科。

但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鸿章的思想自然少不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镇压农民起义时的残暴，抗法战争中的软弱表现，以及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注定要成为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李鸿章晚年从事外交期间，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与法国订立《中法新约》，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等，其生前签订的最后一个条约则是《辛丑条约》。

而《辛丑条约》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扩大和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辞海》(1979年版)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典型人物”。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李鸿章非常紧张，李鸿章的一个基本观念也随之改变。在这之前，李鸿章认为日本和中国同文同种，都是黄种人，可以团结起来。

当时，李鸿章的基本外交思想就是联合东洋对抗西洋，所以李鸿章曾在满朝大臣都反对的情况下，于1872年一个人，坚持和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一个平等条约。

但是后来他发现，日本居然要侵占台湾、吃掉琉球。这使得李鸿章发现日本野心太大，所以他才开始感觉到西洋是手足之患，而则日本是心腹之患，日本20年以后必有亡我之心。

李鸿章在70年代产生了这个思想之后，他就觉得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加强海防的建设。李鸿章所指的海防概括面很宽，不仅有海军，而且还有沿海炮台防御体系建设，有机器制造，还有人才的培养，通通都在这个海防的题目下。实际上这个“海防”是中国近代化的一个大题目。

李鸿章为此专门给朝廷写了《筹办海防折》，这个折子上报中央以后，清政府当时不置可否。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讨论半天，也不知道是否应予批准，因此上呈慈禧，慈禧也无法决断，最后决定发六部和各地督抚大员讨论，一年之内上报意见。

一年以后，这些官僚各种花样的意见都有，但是莫衷一是，在海防的这个问题上都不敢多说话。包括慈禧的妹夫——醇亲王奕譞，光绪皇帝的生身父亲，他在奏章中说，“海防故不可轻语一试，尤不可因噎废食”，两边都不得罪。

从此事清政府内部反应表现就可对比看出，李鸿章当时改革的魄力有多大，眼界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