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事总如斯，尽他芸案萤窗，

只赢得数卷残书，几茎华发；

昆明居大不易，值此米珠薪桂，

但愿能半年克敌，一路还乡。

01

这是36年前，一位老人去世时，西南联大经济系李云青教授为他题的挽联。

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物理化学奠基人——黄子卿先生。

1900年1月2日，出生在广东省梅州市的黄子卿，被取名为荫荣，复庇家荫荣宗耀祖，被给予了书香世家的希望，还有外祖父的殷殷期盼。

1904年，家学深厚的黄子卿在接受本村私塾的启蒙后 ，又有古文学造诣颇深的舅父及外祖父指导，年少早慧加之博闻强识为其打下了很好的教育基础。

1915年，有着良好教育基础的黄子卿考上了长沙雅礼中学，同时遇上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转折点。

该校一名清末探花汪教师，在教授文学和算术时，发现了黄子卿在数学上的天赋，于是建议他学数理为宜。

这一建议，为后来黄子卿的从教以及为科学研究献身埋下了伏笔。

1919年，中学毕业后的黄子卿考入了清华留美预备班第七期，并于1922年进入美国威斯星大学主攻化学系。

1924年拿下了理学学士学位的黄子卿攻读了康奈尔理学硕士学位。

02

1925年黄子卿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师从麦克英纳斯，从事电化学研究。

通过实验，考察了界面移动法测定电解质溶液中离子迁移数时震动、热效应、界面可见性条件以及界面调节因素诸方面对实验测定的影响，改进了此方法的实验装置，提高了实验测定的准确度，并拓宽了此方法的应用范围。

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1927年夏在美国化学会志发表

1927年9月着手准备攻读麻省理工理学博士学位，可惜因为公费到期，他只能提前结业回国。

回国后的黄子卿进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做一名化学助教，参与了当时吴宪教授的蛋白质变性研究。他制备了分别经酸、碱、尿素和乙醇作用而变性的蛋白质，利用渗透压测定了变性蛋白质的分子量。研究证明蛋白质变性并不必然改变其分子量，为吴宪明确定义蛋白质变性提供了实验证据。

并且黄子卿观察到，天然的和变性的鸡蛋清蛋白和羊血红蛋白的分子量约为34000的倍数或亚倍数，与现在对蛋白质分子量研究得到的亚单位结果相符合。在当时的学术界，这已经是一个时代性的先驱成果。

不久之后，黄子卿被清华大学礼聘为化学系教授。

03

1930年，30岁的黄子卿与夏静仁女士喜结连理，并孕育了4个孩子。

1934年，重返美国求学的黄子卿回到了麻省理工大学，这一次他师从的是热力学名家比泰，并且参与了热力学温标的实验研究——测量水的三相点。

在当时，国际度量衡委员会选定水的冰点为热力学温标的基准点，定为273．15K。但是水的冰点是在1大气压下被空气饱和的水的液—固平衡的温度。它受外界大气压或进行测量的地理位置影响，并且与水被空气饱和的状况有关。

因此科学界对它的重视性和精度提出过怀疑。

物理界也纷纷在为测量三相点做努力，黄子卿在采用当时能达到的精确测温手段，并对体系采取严格的隔热防辐射措施。

由此得到水的三相点为0.00980±0.00005℃，这一结果被美国华盛顿哲学会推崇为最精确的数据。

1935年，在获得了美国麻省理工博士学位后，黄子卿重返国家回到清华任教，并且在多重阻挠之下建立了电化学研究设备，开始了溶液理论的探究和研讨。

当时的在美的教师和同窗都纷纷挽留他，“你的国家如同一艘风雨飘摇的破船，你何必回去自讨苦吃？”

而黄子卿只是感谢了挽留者好意，“我当与我的国家一同承受苦难。”

04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家动荡，乱世风云起，他依旧不曾放弃科学研究跟随这清华大学千里辗转，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化学教育，紧跟着世界科技发展的脚步，培养了一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家。

他曾给父亲写过这样一封家书：“当今吏治腐败，我绝不去做官，也不打算弃学经商。教育界虽清苦，却是儿尽责之处也。”

拮据的生活并没有阻碍他的脚步，他所思所想，不过是家国大义，为国尽职。

那个时候的西南联合大学三年级重点课程就是物理化学，这是一门很重要的课程，任课老师正是黄子卿。

据学生们回忆，当时最难的课就是这一门课了，上课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完全弄懂，只能在课后自学琢磨。因为黄子卿是一个对待学生非常严格的老师，有次考试他带着2名助教监考，考题很难，要是能考80分以上就是尖子生了。20多名学生，时隔多年之后，依旧记得这位严谨而可爱的老师，当有人问起学习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时，他们几乎异口同声道黄子卿老师的物理化学，简直难得要哭。

可是不学好物理化学，化学便白学了，所谓的研究等等也都是空谈。

就像黄子卿先生自己说过得，“有的青年人把搞理论看得很容易，好像随便就能发明一条定理。其实不然，搞理论是很严肃的工作，要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总结出来。……我收到不少青年人的来信，但所说的‘理论’绝大多数是不通的。因此，我劝青年们要克服虚浮急躁，不要总想一举成名。”

他是这样劝诫这青年人，也是这样劝诫着自己。

05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子卿跟随清华大学返回北京，并在1948年被加州理工学院聘为客座教授，第三次赴美做结晶学研究。

国家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尽管研究工作无比繁琐和紧张，黄子卿依旧要抽出时间来听广播看报纸，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时局动向。

诺贝尔得主以及加州理工学院的化学系教授泡令非常看好他，甚至劝他，“黄，把你的家人接到美国来，你不就能安心搞研究了吗？”

“我的家在中国，我是中国人，我一定要回去的。”与十几年前相似的回答，更奠定了他的爱国精神。

那一代的文人学者，他们都有着一颗赤忱滚烫的爱国之心，1949年，北平解放没多久，为了防止美国的阻碍行为，黄子卿提前返回了国内。

要说不后悔，其实还是会后悔的，美国当时的研究设备和水平都是世界拔尖的，可黄子卿依旧和广大学者一样选择回国建设祖国，为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黄子卿的小儿子黄志洵先生在回忆黄子卿先生时，曾经提到过：

1980年时，父亲在参加完北大80岁寿诞庆祝回家后，我们进行了一次谈话。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两次都要坚持从美国回来。父亲说，有两次机会可以留在美国而未留，当然自己也有损失，以美国的科研环境和实验条件，留下来做研究也许会做出更杰出的成果，但自己并不后悔，因为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为她出力的。

便是这句话，让黄志洵先生一直记到了现在。

06

1982年7月28日，黄子卿先生不幸病逝，终年82岁。

那位永远不停止探索和追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依旧将科学当做自己生命的物理化学一代宗师就此陨落。

百年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时代又翻去了新的篇章，可似乎我们还能从那些苍老而去的回忆里，窥见一名学者。

他穿着蓝布大褂，带着厚黑边框的眼镜，在昆明新校舍破旧的泥墙教室中，做着精彩的物理化学演讲，他循循善诱，客观分析，在拮据和困苦中为学生注入了精神力量，似乎苦难已经远去，唯有科学相伴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