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大家对于当官都是充满敬意和渴望的。古代说鲤鱼跃龙门其实就是科举被选中,古代读书就为致仕,说白了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就是为了考取功名当官,不管是咱们知道大文豪李白还是所谓的黄粱一梦范进中举。现在说法也是一流的人才在政府。国考和省考的难度就不用说了。说了这么多大家相信看明白了,想当官就要好好学习参加考试。而在古代历史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可以直接做官甚至做大官,那么就是捐纳,大白话有钱买官。
对于买官卖官到了清朝已经是明码变价。当时1两白银约和现在150—200多块钱的购买力。大家看看,衡量衡量自己能当个什么官?乾隆三十九年的价钱:京官里面:郎中五品官,银9600两,主事六品官,银4620两,地方官里面:道员四品官,银16400两,知府四品官,银13300两,同知五品官,银6820两,知县七品官,银4620两,县丞就是副县八品官,银980两。光绪二十六年的价钱:京官: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官: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啥叫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相信看了价格大家就明白了。
晚清期间的讽刺小说特别是谴责小说,在清代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成为清代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些小说揭露当时卖官卖缺现象笔锋敏锐,将贪官贪婪无耻的嘴脸和心态暴露无遗。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闽浙总督肖制军送上一份“抵得九万两银子”的礼物后,“不上半年”,就从最苦的闽浙任上,升调到最好的两广总督。
经商的吴继之接见江苏制台的幕友时,这位幕友拿出一个折子,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字。幕友说道:“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要想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小说所描述的情形非凭空捏造,它从社会的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晴社会政治状况。
买官卖官,在古代基本上不是一个地下市场。很多朝代,捐班和门荫以及科举正途一样,属于官员来源的一种——合法的一种途径。以清朝为例,凡是国家财政出了问题,国库空了,皇帝就该卖官了。卖官的钱,至少在理论上,是要交到吏部,最后归到国库的。皇帝也知道这样做不大合适,但财政困难,不得已还是得做。清朝皇帝,虽然卖官,但却瞧不大起捐班,总觉得他们捐了官,像是在做买卖,上任后,肯定要将本求利。所以,一边卖,一边授意御史对这些人严加防范——当然,多半防不住的。
当然,更深刻的根源还是封建社会的政体性质决定的。卖官鬻爵是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官场现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有揭露:东汉桓帝标价出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等官爵,价钱各有差别。光和元年,东汉灵帝在西园开设邸店,出卖县令、三公、九卿等官职,价格各有差别。灵帝出卖官爵,聚集钱财,作为自己个人的私房钱。
明朝中后期实行捐纳充吏或授官制度,如嘉靖时五十石或五十两可授正七品,万历时出粟三千石者可授两殿中书。如果说,封建统治者在执政初期,对卖官鬻爵现象还十分重视,将对官吏侵贪的防范和惩办作为巩固政权、加强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但到了执政后期,捐纳盛行,官吏侵贪屡禁不止,最终成为政治腐败、政权垮台的原因之一。
自古以来,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所以,选官必须慎之又慎。现在这种卖官现象之所以出现,关键是我们现在的选官制度,过于混乱。一方面,官员任免的权力放得太散,另一方面,没有实行严格的考试选官制度。如果实行所有官员都经考试选拔,虽然僵化了一点,但却可以有效地遏制卖官现象。官员的素质,肯定不会比现在更糟。更要紧的是,可以部分地恢复官员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合法性,减缓目前日益对立的官民矛盾。
大家看看,衡量衡量自己身价在当时能当个什么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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