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式铜鼎

绘画纹铜镜

《信陵君窃符救赵》是中国古文名篇，也是中学语文必学课目。几位故事主配角，形象生动，虎虎有生气。不过故事里还有一个“主角”让人难以忘怀，就是那件虎符。可以说没有它也就没有这个传唱千载的故事。所谓虎符，是古代符节的一种。那它到底是怎样一种东西？今天还能见得到吗？别担心，在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就能看得到。而且那里收藏的，还是存世同类器物中最精美的一件！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一番精心的修复 一件完美的孤品

“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征调战车和士兵。《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

这件“错金铭文铜虎节”铸成蹲伏的虎的形状。头、足的转折位置和脸部皱纹等都用粗线条勾勒，层次清楚。虎的毛斑用金片错出，看起来立体效果特别强烈，下面有错金铭文“王命命车徒”五字，即“王命命车徒”的意思。也就是说这是一件用来征调车马的信符。

考古学者杨泓在《逝去的风韵》中曾经这样评价：“至于虎形铜节，以20世纪80年代初在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虎节最为精美，它……外貌铸成蹲踞的猛虎，张口露齿，弓腰卷尾，虎体主斑系在铸出的弯叶形浅凹槽内贴以金箔片，呈现出斑斓的虎皮形貌，华美生动”。

这件孤品文物的修复，也有值得一说的精彩。曾经参与修复南越王墓出土文物的南博馆文物修复专家冯兆娟在其专论中说，由于广州属多雨地区， 墓室深埋在山岗的岩心深处， 墓内湿度处于饱和状态， 墓中曾经过多次较长时期的积水浸泡，墓内的出土文物有一千多件（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腐蚀，出土后许多金属器经过了去锈等修复处理。出土于西耳室的错金虎节，是修复和保护最成功的器物之一。这件铜虎节出土时， 是由丝织物包裹着一块锈铜板， 必须对其进行去锈和加固，“我处理的方法是先用电动刻字机剔除器物表面丝织物，因为这层已锈化的丝织物不与酸性药物反应， 所以必须用机械方法清除。然后用化学方法去锈，具体的做法是将已除掉锈化丝织物的铜板放到15％的柠檬酸溶液中加热， 温度控制在40~70°C左右，让其进行充分反应，反应停止后取出用蒸馏水清洗，再用红外线干燥箱或烘箱干燥，温度缓升到70°C左右，使经过柠檬酸溶液处理后剩下的锈蚀得到加热干燥转为粉末状的铜锈，这时不论用任何方法轻轻一扫， 铜板上的铜锈便轻易地被清除。再放进干燥箱干燥”。这样，这件错金铭文铜虎节便出现在观者面前。其上文字虽然金丝细如针线，但依然坚固。

传用千年的虎符 正是“合同”的起源

按杨泓的说法，中国古代，将虎视为“山兽之君”。又因它凶猛，故被视为武勇的象征，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时期，出土的玉钺上就有神人骑虎的图像作为装饰。虎还常用来作为军器的名称，例如武将的营幕称“虎帐”“虎幄”，遮护营垒的障碍物称“虎落”，明朝时还将一种形体短粗的火炮称为“虎蹲炮”。发兵符节称为“虎符”“虎节”也是这种传统的具体表现。

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分成两半。一半留京师，一半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你知道现代词“符合”吗，就是这样来的。

现在我们常觉得，有了虎符就是有了王命，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队，其实并不是这样。兵者生死大事，制度极为严密，调兵程序在历代都很复杂。虎符的使用，一般要配合玺书或者诏书。虎符是发兵的信物，但因为它无法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所以必须由诏书加以确认，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信陵君窃符救赵，持如姬冒死窃出的半边虎符亲赴前线统军大将晋鄙的大营，但因为没有诏书，晋鄙怀疑，不肯交出兵权。不得已，信陵君让朱亥以巨锤击杀晋鄙，之后才能拣选精兵，击退围攻邯郸的秦军。

同时，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勘合验真，方能出兵，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将军叛乱。

隋朝时，虎符改为麟符。到了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武则天当朝后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鱼符也分左右两半，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盖骑缝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其源头即在此。宋时期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从先秦至宋，虎符的使用长达千年以上。

穿过猛虎的身影 仿佛听到遥远的楚声

不少学者都指出，从纹饰、文字等方面看，南越王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节与楚文化似有渊源。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专家们指出，现出土的节多在楚地，有1967年安徽寿县发现的“鄂君启节”；1946年在长沙发现的铜龙节。此外，唐兰先生曾记载有“王命命传赁”铜虎节，与长沙出土的龙节铭文相同，而造型却与南越王墓的虎节极为相似，据传其出土于楚最后的政治中心寿春（今安徽寿县）。可以确定，南越王墓的虎节是典型的楚器。它也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

这件虎节是怎样来到粤地的呢？有学者推测比较大的可能有两种：一是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武王赵佗曾“攻长沙边邑”，虎节疑为赵佗攻占楚国旧地时所获，传至文王赵胡时成为随葬品；二也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势力已逾越岭南的可能性。

南博馆的专家们介绍，南越王墓中出土的文物，表现出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影响的特点，其中楚文化因素是最显著的方面之一。与铜虎节同出的南越王墓中其他的多件金属器，以及墓葬形制、墓中壁画的卷云纹图案等，都是佐证。

楚文化“从春秋中期开始便领异标新，与中原文化趋争先，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南博馆中展出的一件铜鼎，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唯一东周楚式鼎，应该是战国时期的楚王室重器。学者们推测它与秦军的南下有密切关系。展出的铁器如铁锛、铁斧等，都具有鲜明的战国楚器特点，应该是来自楚地。展出的大批铜镜和中原各地战国时期的铜镜在铸造工艺、纹饰图案等方面都基本相同，尤其和“楚式镜”更为相近。楚国是战国时期铜镜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判断，楚地铜镜应该是在秦末汉初大量输入岭南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