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常与文学相联系。文学为主，而音乐为之辅。古诗三百首，乃中国历代文学不祧之祖。乐即附于诗，故诗辞更重要过歌声。诗体中之最庄严者，其歌声最简淡。清庙之颂，一声三叹。大小雅次之。风诗最下，其歌声亦最繁。孔子言："郑声淫。"因其歌声尤繁，声掩其辞，特以取悦于听者。卫风亦然。所谓淫，非指其辞言。逮后乐声愈变愈繁，至孟子时，乃有今乐古乐之争。音乐之愈趋独立，乃至脱离其文学之本。于是此下儒者，仅守《诗经》文辞，而至忘弃其音乐。

即如《楚辞·九歌》，亦文学音乐相联系。汉代乐府亦然。然最后仍是声亡而辞存。即唐诗中之七绝句及宋人之词，其先莫不附以乐，歌伎唱之以侑酒。下至元剧，亦以文学与音乐配合，而后亦亡其乐而存其辞。惟明代昆曲，至今歌谱尚留。然昆曲之辞，亦尚雅。演变至于当前流行之国剧，则歌声特居重要，而唱辞有俗不可耐者。一代老伶工，莫不以歌喉博众欢。其次有演技，身段、工架、台步、手势，乃在歌唱外加以舞蹈，又加以脸谱袍服，绣龙绣凤，则又加以图绘。于是加以锣鼓胡琴诸色乐器。但更要者，则仍为此剧本中之故事。教忠教孝，真情至性，可以感天地而泣鬼神。故国剧终不失其一种极高之文学性，不失为中国文化中特具有和合相之特性之显明一例。与西方文化中文学、音乐、舞蹈、图绘各自分途发展之趋势有异。

中国古人常言礼乐，礼为主，乐为辅。即就《诗经》言，朝廷大典，礼与文学与音乐，三者紧密相系，融为一体。春秋时，列国卿大夫国际外交，仍亦以赋诗见志。然至战国，即不能然。叔孙通为汉定朝仪，不闻更定朝乐。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无乐经。循至宋代诸儒，极意欲兴古乐，终成空想。然礼之泛滥下流则为俗礼。俗亦人生之一面。亦可谓中国之文学与音乐，历古相禅，虽各有变，乃无不与人生紧密相系，融为一体。如荆轲赴秦，众友送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汉高祖得天下，会宴丰沛乡里，歌焉得猛士守四方。蔡文姬归汉，有《胡茄十八拍》。此皆其例。下至南宋，放翁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此下遂有弹词，有大鼓诗，有凤阳花鼓，莫非音乐文学与人生紧密联系之例。虽与舞台剧之发展稍异，要之，仍是中国文化特性中之一和合相，则其精神意义仍是相同。

惟音乐文学与人生之紧密相系，其间有一歧途。一为群体，一属个人。如文王拘幽操琴，孔子居卫鼓瑟，此则在一人独居时借音乐为消遣而见志。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亦个人消遣，贵于能自见己志。若仅为消遣，则仅属人生中一松弛，一脱节。惟能于消遣中有以见志，则仍在人生深处。独钟子期能见伯牙之志，故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此一故事，在中国音乐史上实具深义，非识得此意，则恐不可与语中国之音乐。

嵇康之《广陵散》不肯传人，非惜其技以自傲，乃憾一时无可传者。伯牙之志在高山，在流水，岂诚仅志于高山流水而已乎。身在高山流水间者多矣，目中有此山水，心中无此山水，此则俗人而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此即孔子之志在流水也。孟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此则孟子之志在高山也。欧阳永叔言："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间。"此意又岂得尽人语之。嵇康之《广陵散》，平日独居，一琴自操，乃别有其志之所在。技而进乎道。昧于道斯无法相传矣。

嵇康又有《声无哀乐论》，此意亦当细参。哀乐乃人生一大事，离却人生，复何哀乐可言。非音乐中自有哀乐，乃操音作乐者之志有哀乐，而于其音乐中透出。哀乐乃在此音乐家之心中，故曰声无哀乐也。然则音乐岂可脱离人生而自为发展，故当时人言："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古人鼓琴，乃丝声。后世乃有箫笛管乐代之而起。琴则仅在双手拨弦，声音限在器物上。箫笛由人吹。有人气在内，声自不同。弥近人，斯弥易见人之哀乐矣。然箫笛仍赖一竹管，仍为器物所限，故不如歌唱，全出人身，更易见哀乐之真。故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因其弥近自然，实则乃是弥近人生耳。

方其人萧然以居，悠然以思，偶有哀乐在心，以啸以歌，斯诚人生中音乐之一最高境界。或则一箫一笛，随意吹奏，此亦人生一佳境，一乐事。苏东坡游赤壁，宾客三数人，扁舟江上。夜深人静，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诚是何等天地，何等情怀。箫中哀声，发乎吹者之心，人乎听者之心，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俯仰今古，一时游情，乃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岂如今日大都市音乐演奏会，广集群众，乃为资本社会猎取名利一手段。此虽亦是人生，但与中国文化理想中所追求向往之人生有不同。

长笛一声人倚楼，此倚楼之人，亦必心有所怀，无可抒泄，乃以一声长笛表达之。即如村野牧童，骑牛背上，亦心有所怀，但不自知所怀系何，偶亦一声长笛，成为此牧童人生中一佳境，一乐事。此亦中国人生音乐中之一例矣。

中国文学根源，必出自作者个人之内心深处。故亦能深入读者之心，得其深厚之共鸣。音乐虽与文字分途发展，但其主要根源亦仍然出自音乐家之内心，故得与文学同归。西方文学基础主要建筑在作家对外在人生之观感与描述，较之中国已不免隔了一层。其音乐精神似亦多属对外。惟其如此，故能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而集体音乐又远占优势。即歌声与乐器声亦求各自发展。以群乐器合成一声，乃有大乐队之出现。余曾见之银幕上，一堂围坐，几达两百人。人操一器，器各不同。群奏一谱，和声胜于独声。此起彼伏，如群浪汹涌，群壑连绵。必得有一指挥者，张手示意，一座皆不得由己作主。皆必得忘其自我，在全曲进行中各自尽其一部分之演奏。若加分别，即各不成声。如此一大合乐队，在其复杂诸乐器之组织配合中，若加进如中国之一箫一笛，岂不微弱渺小，实无几多意义价值可言。

中国乐器中有笙，亦箫笛之类，惟不如箫笛之简单，故亦不如箫笛之流行。盖乐器愈简单，则吹奏者愈得自由发挥其内心之所存，乃愈为中国人所好。闻笙传入西方，乃渐演变成钢琴。钢琴虽仅是一乐器，然弹奏钢琴，正如一大乐队之大合奏，其声纵复杂繁变，终是为器所限，人必服从器，而心无自由。西方人虽盛倡自由，然又乐于投身外面复杂环境中受其束缚，遂于此重重束缚中，争取得丝毫自由，引为人生大快。西方文化本身如是，音乐亦其一部分，自不例外。

今以一箫一笛与一钢琴言，其为器之简单与复杂何可相拟。故弹钢琴必先练习手法指法，逐步前进，俟其入门，乃得弹成谱。作谱者自是一音乐家，依谱弹奏，得其妙旨，始得亦成一音乐家。作谱者为器所限，弹奏者又为谱所限，于层层限制中获取自由，须赖技巧，求所谓内心自由，已隔多少层。中国人如一牧童，骑牛背上，随身携一笛，随意吹之，随心所欲，自成腔调。所谓熟能生巧，所谓自有会心，个中妙处，乃由自得，不关苦练。故乐器则必求其简单，人生环境亦力求简单。颜渊在陋巷，一箪食，一瓢饮，而乐在其中。乐器中如钢琴，乃大富大贵，如箫笛，则陋巷箪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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