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距今已有175年。开埠通商，对于上海人特性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图说：老上海街头，两个看连环画的儿童来源/上海通志馆 （下同）

关于上海人特性，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讨论，我以为最突出的是以下四点，即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

开埠通商与包容特性

包容，一是包，海纳百川，这是从城市总体上说；二是容，宽待异己，这是从各个地域文化上说。

近代上海人口八成来自全国各地，内以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诸省为多。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成为全国各地人口大拼盘。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于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各地方人来到上海，并不像一把盐撒到水里，全无形影，而是结为一个一个小的团体，即同乡组织，包括前期的会馆公所与后期的同乡会。

图说：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同乡组织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他们是各地来沪移民的准政府，其作用既为移民所认同，也为上海地方政府、两租界管理机构所认可。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包括语言、饮食、服饰、戏曲、祭祀方式等。各地移民遇到麻烦事、开心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同乡与同乡组织。上海地方政府或租界管理机构遇到事情，照例也会去找个同乡组织头面人物。

争优的社会风气

争优，追求卓越。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崇洋，崇尚、学习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二是勇于创新。

先说崇洋。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自世界各地，最多时超过15万。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这对上海人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上海人也曾抵制过自来水，误解过煤气灯，但日久天长，一旦明白自来水较之井水、河水更有利于卫生，煤气灯、电灯较之油灯更亮更好，电话是那么方便，电梯是那么实用，就逐渐由误解而理解而羡慕而师法。举凡自来水、电灯、电话、煤气灯、电灯、道路管理、垃圾管理、食品检疫，无不西人创制于前，华人效法于后。上海市民日趋健全的市民意识、法制意识、公共秩序意识，也包括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建设计划，都是上海人见贤思齐的实际行动。

图说：轮船招商局

再说创新。近代上海是中国工业化的领头羊，也是中国工业创新、科技创新的先行者。近代上海名牌产品云蒸霞蔚，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名目繁多的各类巨头、大王，诸如出版业巨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棉纱大王穆藕初，纺织、面粉业巨头荣氏兄弟，百货巨头郭琳爽，煤炭、火柴业大王刘鸿生，烟草大王简氏兄弟，轮船大王卢作孚，银行业巨子陈光甫，都是通过激烈竞争而崭露头角或独占鳌头的。他们一不靠父祖福荫，二不靠权力垄断，而是靠卓越的素质，良好的信誉，过人的质量。他们尊重科学，钻研技术，努力学习，不断创新。荣宗敬曾将荣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无月不添新”，机器求好，质量求优，管理追求先进。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江海关曾对上海270家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了一系列调查，发现一半以上工厂拥有从国外进口的先进机器。

法治传统与法制意识

近代上海法治是相当严格的。1854年租界人口猛增、华洋混处以后，上海租界才陆续设立一些机构，工务处、警务处、公共卫生处、火政处等，并制订了一批法规。这些法规，对居民的居住、作息、建筑、行路、卫生等做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分缕析，名目繁多。租界法治管理相当严格，违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早期《申报》时常刊载居民因随地大小便、粪桶过街不加盖子、乱倒垃圾、斗殴闹事而被处罚的案件。《点石斋画报》上也时常有相关内容的报道。长期的法治传统，培育了上海人的法制意识，养成了上海人守法习惯。

图说：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

特别要指出的是，近代上海对工部局的行政行为有一专门的法律监督机构，即领事公堂。这一机构由沪各国领事联合组成，专门受理以公共租界工部局作为被告的民事案件。这在当时中国是独有的。

爱国特性与移民情结

爱国。前面说到上海人崇洋，必须要补充一句，即上海人只是崇尚西洋现代化的东西，并不唯洋是崇。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歧视、压迫中国人的行径，则坚决抵制与反抗。

上海移民与各地的联系，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事件特别关心，催化了上海人的爱国精神与天下情怀，恋乡、爱乡发展为爱国。上海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在赈灾活动、爱国运动中一马当先。

先说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上海是中心。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因事涉山东，上海山东人走在运动前面，积极发起各项爱国活动。他们多次致电全国山东籍旅长以上军官，希望他们组织起来，保护中国在山东的权益。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为山东人，他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上海的罢课、罢工与罢市的斗争，并向北洋政府转达上海民意，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与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这对于五四运动的进程有重要影响。

图说：“五四运动”期间的爱国演讲

再说赈灾活动。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一直存在面向全国的大型慈善机构，内地每有灾害发生，这些机构就会立即投入赈济活动。光绪初年华北地区发生重大旱灾，经元善等人负责的上海协赈公所，单光绪五年就向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四省灾区提供赈款近50万两。1883年，山东发生特大水灾。经元善以上海协赈公所为基础，在全国与海外共设131处赈捐代收处，分布于江、浙、闽、粤、桂、云、贵、皖、赣、湘、鄂、蜀、鲁、辽、晋、豫、京、津、港、台，国外的有仰光、新加坡、槟榔屿、东京、横滨、神户、长崎、伦敦、华盛顿、柏林。这样，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基础，辐射全国、影响全球的赈灾网。这使得赈灾超越了狭小的地域界限，超越了同乡、同业的界限，对于扩大赈灾范围、增强赈灾力度、提高赈灾效果，很有意义。

上海人来自全国各地，与各地保持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也认同其移出地的身份，发生在中国各地的事，发生在世界各地与中国相关的事，在上海人看来都是自己的事。兼之上海人口众多，交通方便，信息灵捷，社会动员能力较强，上海人质朴的爱乡情结，就因大城市的集聚效应而升华为爱国主义。

结语

上述近代上海人四大特性，包容、争优、法治与爱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包容是基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的实质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承认、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有了包容，就会取长补短，见贤思齐，就会有竞争、创新，优胜劣汰，就会有自治、法治。有了包容，上海人对于西人带来的众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制度与文化，就有可能全面、细致、深入、从容地了解、研究与学习，进而进行创新。有了包容，上海人就可能做到两头明白，一头是明白西方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一头是明白中国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进而明白中国何以自处，这也就是今人所说的文化自觉。

作者：熊月之

本篇图文由上海通志馆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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