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489期）编者按：关于英雄，其实是没有的，流传千年的不过是虚无的“英雄情结”。所谓“英雄情结”，到底是什么，似乎历来之人都是除了吹捧，鲜有人追问过这英雄情结到底是什么？不过读了堡子先生的这个短随笔，不得不承认，中国古代的“英雄情结”，只有此老头解释最透，看罢如当头棒喝。当然这纯属堡子先生一家之言，各位看官如有不同看法，请理性留言探讨。

英 雄

（一）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 《蜀相》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苏轼 《念奴娇-赤壁怀古》

诸葛亮用智慧建立杀人的微笑神话，周瑜用“烧人”建立大丈夫的功名，我真的不喜欢他们，再怎么说的好，我只相信一点，三国无义战。乱世出英雄，可是乱的是百姓啊。

古代专制社会，决定中国的“士”，把“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修建在皇家的地盘里，和平年代的弄臣，战争年代的英雄，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目标不能在人生的理想中实现，便一辈子纠缠在“英雄情结”之中。“士”写英雄，便有了上面所谓的“大气诗”和“豪放词”，一沾英雄的气，心胸狭窄的杜甫和思想落伍的苏轼也在后人的眼里“气壮山河”了。苏轼急头绊脑地将只有十来米（如今看来不到十米）高的黄冈红色岩石，当作赤壁去凭吊，那是因为皇家把他“抛”急眼了。在黄冈低矮的红色岩石和高大的苏轼雕像前，岩石的低矮和苏轼的高大，在心里形成的反差，到如今还令我不舒服。我实在看不出黄冈那地方什么时候“惊涛”“拍岸”了，什么时候“乱石穿空”了，实在生不出“大江东去”的浩瀚气势，我知道这是我不待见周瑜和诸葛亮的缘故。末流之“士”罗贯中写了《三国》之后，国人说“三国”已成中国的文化现象。

朋友的朋友办了个名叫“山人阿郎”的生态园式的“文化”大饭店，三国故事贯穿其中，朋友要我给他的这位朋友写点东西，我从命，写了如下一个对联：

正奇山人用赤壁之火炖农家菜

且喜阿郎在小桥流水会貂婵女

朋友的朋友送我两个字：狗屁！我感觉我又去了一次黄冈。

这是谁的错？

想一想，《红楼梦》在外国很热，而《三国》为什么热不起来呢？

中国人活今世，活不到圣人和皇帝，就想活英雄，活不了英雄，就说英雄。我以为，说英雄，不如说天使。

全唐宋的诗词，抵不住一句：一将功成万骨朽。而杜甫的许多诗抵不住他的一句诗：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我不喜欢出英雄的乱世，喜欢狗熊遍地的治世。

（二）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 《赤壁》

宁为白夫长，不做一书生。 ——杨炯 《从军行》

战争是中国“士”建立功名的捷径。在“仕”的观念里，战争几乎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专制社会，皇家就是国家，保卫皇室就是保卫国家。“名”已令智昏，国和家的“一统”，更让“仕”们甘心情愿做皇家的敢死队。盛唐时代的许多战争未必不是以强欺弱的侵略战争，学习盛唐关于战争的诗歌似乎应该谨慎。我们一味地沉浸于阅读战争诗歌的快感之中，是不是犯了“王者”的霸权思想？大汉民族每一次进行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我们很少发现有哪一个“仕”，超出大汉民族的情感，质疑战争的正义与否。智慧如诸葛亮，为之“死而后已”的蜀国，竟然是一个极度腐败、民不聊生的“四川火锅”。所以，他的前期归隐，实在是一种反弹。智慧不等于价值，希望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要过多或一味关注民族智慧，应该多多检审我们民族的行为价值。

（小妾看老爷，只看老爷的家势和赏赐的多少，不管老爷的好坏。）

我宁愿曹操霸占了孙权和周瑜的“二乔”，也不愿“东风”给“周郎”提供方便。我要质问杜牧的是：“二乔”的命难道比几十万百姓的命值钱？

至于文人的从军，实在是捣乱。一个莽夫自愿从军，可能是为了混口饭，一个文人清醒而自愿从军，不是为了皇家（政权），就是为了自家（功名）。他所处的时代，没有国家意义上国家，而他又看不见苍生，既无国家观念，又无民生感情，他不是捣乱是什么？当然除正义战争之外。

文人欠缺勇敢，一个“百夫长”他也干不好，只能干个连参谋或文书。大宋不是毁在文人手里吗？

有几个“仕”真正为苍生担当苦难而拥有卑贱？

有几个“仕”不是为了权与贵宁愿让苍生承受苦难？

（文/堡子，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