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同书(1723—1815), 字元颖，号山舟、不翁、新吾长翁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曾任会试同考官。乾隆二十三年(1758)因养父去世辞官归里，闲居家中。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进京恭贺弘历八十大寿，晚年加侍讲学士衔。

梁同书的书法渊源，后人谓出人颜、柳、米、董。若从其《频罗庵论书》中对柳公权《玄秘塔碑》分析细致、且对柳氏“心正笔正”之说有独到心得来看,其根基大概由此得来。其行草书则源于赵子昂、董其昌一路，生父梁诗正的熏染想必也不小。但在经过基础训练、掌握了作书的初步法则后,他便抛开古人陈法,而全以已意挥运。梁同书的书法以行草见长，点画圆润饱满，运笔流转纯熟，结字稳妥，行气通畅,从中可以感觉出作者对技巧法则的熟练把握。

但是,在技巧完美和反复表现的后面，却缺少种足以吸引和打动人 的个性气质，其甜熟的面目亦未能彻底摆脱赵、董的笼罩。因此，虽然他名重一时，与刘墉、王文治被并称为“刘梁王”，但在当时内行眼中,仍不过是“布帛菽粟”，难称高贵大雅,或比其“如旧家子弟，不过循规蹈矩，饱暖终身而已”，可谓贴切。史载梁氏尤擅写大字，且作字愈大，结构愈严，以此名噪一时。除行草书外，梁同书还擅写小楷，点画遒劲，结体精丽，颇得唐人写经神韵。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乾隆二十八年(1763)授翰林院侍读，并充会试同考官，一年后任云南临安(一说为姚安)知府。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下属失职被罢官。其后活动于江、浙一带，曾在多所书院执教,乾隆三十六年(1771)接掌杭州崇文书院，自命为“西湖长”。王文治擅长诗文，与当时著名散文家姚鼐交谊深厚。他早年曾随朝廷派出的使团出使过琉球(今日本冲绳)，中年以后笃信佛教，精研释典，并长年吃斋王文治一生以书法见称于世，早年习书从乡前辈笪重光人手,受其影响颇深。

从王文治的书法来看,其飘逸婉柔的点画和妩媚匀净的结体，透露出与笪重光、董其昌二人的传承关系。而线条的扁薄，更是浸染于笪氏的结果。除笪、董二人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王文治中年以后潜心佛典，深究禅理，对于有关佛经的书法尤其用心关注。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十五岁的王文治还收藏到一卷《唐人书律藏经》真迹，珍若拱璧，欢喜异常。不仅为其撰写了一篇长达八百多字的跋文，而且将其与那件因曾为董其昌收藏、又被海宁陈氏刻人《渤海藏真帖》而流传极广，名气极大，在清初被视为小楷最佳范本的《灵飞经》相互印证，称二者的“神采气韵”“大略相同”。可以想见，王氏对《律藏经》定会用心临摹,因为后来当这件珍爱之物被好友借去不还时，王文治曾“深惧此卷去，而临池无所仿效，老年书法将日益而退。

事实上,王文治书法的整体风貌与唐人写经有着十分相似的关系。且不说其早年为参加科举考试很有可能遵从当时风气，临习过《灵飞经》的刻帖,就是他中年以后成熟的书风，其字形也酷似放大了的唐人写经。更何况他还收藏了《律藏经》这样一件铭心之迹!相比之下，董其昌、笪重光以及张即之的影响都没有唐人写经来得更加直接和显而易见。

所以我们从这可以看出，梁同书与王文治相比，王文治的书法风格，自清代以来就褒贬不一。褒之者誉为“秀逸天成”“风流倜傥”，以其与刘墉相并列，称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贬之者则嫌其“柔媚”“浮浪”，“为女郎书”。其实，王文治书法风格的形成，除了取法来源的影响外，还与其个人秉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