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粟裕率领新四军抗日先遣队来到江苏溧阳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没过多久就在溧阳卫岗打了一个漂漂亮亮的胜仗，毙伤了众多日军，包括打死了鬼子一个大校，炸毁了两辆卡车。首战告捷，给了日军一个下马威，大快人心。

抗日军民们对这一仗评价很高，纷纷把新四军的卫岗战斗与八路军的平型关之战相提并论，从此“四太爷”（江淮敌占区人们暗中对新四军的称呼）的声威就传开了。

许多散落在各处的抗日武装纷纷找到新四军军部，要求被新四军部队收编。

距南京七十里多里外有一座茅山，山上盘踞着被日军打散的国民党军队一个团。他们跟当地一些青红帮分子结成同盟，扯起“抗日司令部”的旗号，那个青红帮头目原是小煤窑老板出身，却当起了“司令”。

这个“抗日司令部”希望依附在新四军大旗下，便派了两个代表，来找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要求给他们番号，将他们的队伍收编。

张鼎丞、粟裕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可以扩大抗日力量。他们商讨后，找到闽西南抗日义勇军驻龙岩办事处主任梁国斌，要他和参谋吴福海等人去同“抗日司令部”的人谈判。

在一个月高天黑的晚上，梁国斌、吴福海等新四军干部化了装，穿过敌人的封锁线，秘密来到茅山，见到了那个“司令”和团长。双方谈了一整天，梁国斌等人积极宣传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得到对方的认同。但谈改编问题时，他们却同新四军干部讨价还价起来。

梁国斌原打算答应给这支队伍一个相当于团的“独立支队”番号，但那位“司令”和国民党团长嫌小，一时没法谈拢。于是，梁国斌对他们说：“我们党的政策是欢迎一切真诚抗日的武装的，番号问题可以再商量。”

最后决定，由那个团长和两名代表跟着新四军干部一起回支队司令部，作更具体的商讨。

离开茅山的第二天一早，众人来到了京杭国道公路上的一个集镇。这是一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大镇，当天恰逢赶集，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络绎不绝。此处是敌占区，有不少日伪军驻扎着，时不时还能在街上撞见鬼子的巡逻队。伪军和便衣汉奸都像恶狼一般进行盘查，不放过每一个路人。

众人走了一整夜，又累又饿又渴，加上接连很多天都是冒雨跋涉，梁国斌脚上的丹毒发了，没法步行了。众人商量后，决定在一间茶馆去小憩片刻，填填肚子，并借机观察一下街上的情况。

此处是一间大茶馆，店堂内摆放着好几十张桌子，又坐满了茶客。众人坐下不久，忽然听到“啪啦”一声，原来是一位新四军干部插在腰里的二十响驳壳枪掉到地上。

这下子不得了，整座茶馆都惊炸了！人们摸不清众人的底细，只听得一片翻凳倒桌的杂乱声，人们喊着“来了！来了！”慌慌张张地涌出门外，奔跑起来，惊动了全街。

赶集的，卖菜的，过路的，也都跟着喊：“来了！来了！”乱跑起来。街上又传来了噼噼啪啪的枪声，情况十分危急，随时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

众人匆匆掏出茶钱，放在桌上，混在老百姓中间，往街口跑去，想趁这混乱冲出去。可是偏偏不巧，梁国斌脚上的丹毒发作了，热得滚烫，肿起老高，一瘸一拐地怎么也跑不动。

正在这紧急时刻，突然看见有四个人抬着一顶花轿，在一个拎着花篮的人带领下，慌慌张张地走着。看来是接新娘的。

吴福海急中生智，拔出驳壳枪跑上前去喝道：“放下！”说着顺手就把那人的花篮挎在自己胳膊上，又“哗”地一下拉开轿门，把梁国斌扶进轿子，命令轿夫们抬起轿子就走。

就这样众人巧妙地混在“迎亲”的队伍中，出了镇门，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确认脱离了虎口，才让轿夫在一条小河边停了下来。

假扮“新娘”的梁国斌下了轿子，握着轿夫们的手对他们说：“别害怕老乡，我们不是坏人，都是新四军战，谢谢老乡们帮了我们的大忙！”吴福海把花篮还给了主人，梁国斌又让大家给了他和轿夫们每人一块光洋，让他们回去。

过了河，已经是游击区了，众人回到了支队部。到部队之后，首长们又和那个团长谈话，谈妥了准备给他番号。事后梁国斌谈到他们在镇上脱险的经历，张鼎丞、粟裕哈哈大笑着说：“真有你们的，如此危急的时刻，竟然被你们金蝉脱壳溜走了。看来敌人大大低估了我们新四军干部的智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