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白崇禧抗战期间的一次大私心

军委会商议保卫桂林,白崇禧立场变化多端,用心幽微莫测

1944年秋的“桂林保卫战”,乃是抗战末期,至为耻辱的一场战役——所谓“耻辱”,并不是指此役最终战败,丢失了桂林城,而是指白崇禧等桂系高级将领,无视抗日大局,私心自用,只求保存自身派系实力,而将桂林这一战略重镇,拱手奉送敌手。①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全程参与了军委会与桂林防御有关的历次会议。其日记,也详细记录下了白崇禧立场的变化多端与用心的幽微莫测。

据徐永昌日记,军委会讨论桂林防御问题,最早是在6月份,当时,正值长衡会战。白崇禧对此战态度相当消极。6月8日,军委会午间会报,徐永昌发现白崇禧“对于保守后方问题,几于想完全放弃”;6月20日,军委会开会,白崇禧的悲观消极到达顶峰,强烈主张放弃长衡会战,将参与会战的全部兵力,后撤用来保卫桂林。刘斐(军令部次长)、张治中(政治部部长)、徐永昌等,均反对白的悲观主张。蒋介石虽同样反对放弃长衡会战,但为安抚白崇禧,仍“决定令衡阳第十九师先回黄沙河布置”。②

事实上,长衡会战最终坚持长达3月之久。衡阳陷落后,9月11日,军委会开会“筹商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极力主张将全州等地兵力回撤,“增保桂林”,理由是“全州既难久守,不必徒作无谓牺牲,拟改为逐步抵抗,相机撤退全州”。白还对蒋介石拍了胸脯:“请增兵桂林,担保可守三、四个月以上”,“颇述31A(笔者注:即桂系第31军)对于守桂做工,极感兴奋有把握”。白拍完胸脯后,蒋介石同意了他的主张。③

然而,稍后白崇禧开出的固守桂林的条件,却使军委会感到相当为难:“健生(笔者注:白崇禧,字健生)为守桂林军要求种种,如步、机枪弹要七千万,干电池一种九万数千,一种?万?千(笔者注:原文即是“?”),皆出乎计算之外者,其他类此。后勤部无以应付。”——可供参考者,常德保卫战(包括守城部队与外线作战部队),共消耗步、机枪子弹数,为1700余万颗。9月16日,军委会为此专门开会研讨,决定尽可能满足白崇禧的上述要求。④

此后,军委会又多次开会讨论具体的桂林防御策略。至10月14日,后勤部副部长端木杰向军令部密告:“运给桂林物品已过量,而总言不够,似守军不拟守,特以此难人者。”⑤

1939年11月6日,蒋介石访桂,摄于白崇禧家中

开战前夕,白崇禧将亲信将领及部队调出桂林城,导致议论纷纷

10月31日,白崇禧在军委会上,对桂林防御的立场突变。当天早晨,白前往拜访徐永昌,希望说服徐,支持其防守桂林“太无意义,徒事牺牲而已”的论调。白并告诉徐,他已将原定固守桂林的“有力两师及31A一师”调往柳州;徐遂追问“桂林守备究竟如何”,白的回复是“(固守)两个月总可以”。上午10时,军委会开会,白崇禧发言,指责第七、第九两战区不奉调遣,并表示,除非军委会能“严令该两战区负责截断敌军后路,则桂林可守,否则徒多牺牲”。言下之意,即欲使桂军放弃桂林。

军令部次长刘斐,则起而发言讽刺白崇禧。刘斐称:以空间换取时间,是白一贯的主张;如今,军委会认为,在粤汉路以西,必须以牺牲换取时间,死守桂林正是换取时间的关键,白何以反在大谈防御桂林无意义?白指责第七、第九两战区不负责任,但如今桂军在桂林城中者,已仅剩两师,余者均已调走,又如何解释?其余参会人员,与刘斐持一致立场,但白崇禧“仍以七、九两区无纪律为辞,深致愤慨”,会议难有结果,只好决定“将此会情形与意见报告委员长裁决”。

所谓让“委员长裁决”,实际上不过是一句空话。早在10月中下旬,白崇禧即亲自飞往桂林,按个人之意,更改了原定的作战部署。被白指定担任守城任务的第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后来披露说,白崇禧当日:“把原定守备桂林的一八八师调出为机动,以四十六军的一个大部份是新兵的后调师一七0师来替换,同时把三十一军副军长冯璜,及一三一师三九三团团长蒋晃调出桂林。当时军中都认为这次守城将是十分危险。一八八师师长海兢强和冯璜、蒋晃等都是白的亲戚亲信,故白将他们调离险地。顿使军心大受影响,人心惶惶,愤慨不平,议论纷纷。”⑦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也认为:“白若不将守军精锐换走,(桂林沦陷)确不至如是之速也!”

最终,所谓“桂林保卫战”,日军11月8日正式攻城,守军9日开始逃跑,10日失陷,沦为笑柄。时过境迁,晚年的白崇禧,在台湾做口述自传,对于此战,所强调者,却是:“此役,一三一师长阚维雍,于风洞山指挥所为敌包围,因恐被俘受辱,遂以手枪自戕,壮烈殉国。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因负伤不能行动,也举枪自戕,另三十一军参谋长吕旃蒙,一七0师副师长胡厚基,亦皆阵亡,其余守城官兵亦伤亡大半。”⑧

这种看似“壮烈”的描述背后,白崇禧隐去了最重要的事实。131师师长阚维雍,之所以自杀,乃是因为城防司令韦云淞决定牺牲131师,命其在前方与敌死战,以掩护城防司令部及韦的其余亲信部队突围撤退——“这个决策,韦云淞不告诉阚师长,但却有人告诉了阚,阚知后气愤不过,以致自杀。”至于其余死难的桂系将领,乃是因“撤退时毫无计划”,遭遇日军混战阵亡。⑨对于此役,日军战史的总结是:“抵抗之微弱,令人感到意外”。⑩

1945年,桂林光复后的中正桥废墟

注释:

①杨津涛:《“桂林保卫战”究竟有多惨烈》,短史记第149期。②徐永昌日记,1944年6月8日,6月20日。徐日记原文:“早八时在曾家岩举行会报,健生力主放弃长、衡间之拼命抵抗,速着手桂林之防卫战,即调方到衡阳之六十二军,及醴萍间之二十六军、三十七军,到黄沙河及桂林云云。”③徐永昌日记,1944年9月11日。④同上,1944年9月16日。⑤同上,1944年10月14日。⑥同上,10月31日。⑦郭炳祺:《一九四四年桂林防守战》。⑧《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P215。⑨郭炳祺:《一九四四年桂林防守战》。⑩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广西会战》,下册,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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