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法场上风雨如晦。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慈禧太后已经下旨，要在这里处死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

第一个喋血的是31岁的康广仁，受刑的时候他喉咙被绳紧勒,无法作声。

第二个是33岁的谭嗣同，在砍头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4岁的林旭，他是封疆大吏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婿，被允许可以穿官服受死。临刑前，他请求说几句话，监斩官充耳不闻，林旭于是不再说话，脸不变色，从容就义。

第四个是49岁的杨深秀，他也是喉头被绳索紧勒，无声赴死。

第五个是41岁的杨锐，他是朝廷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被捕后张之洞拼命为他向朝廷求情，说杨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毫无关系，但是慈禧太后并未理会。临刑前他说:“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最后是39岁的刘光第，他刑前大喊，不经审讯就杀他们，这是违反大清律的，直言“吾属死，正气尽”。据说他受刑时坚持不下跪，砍头后尸身不倒，围观者为之惊骇不已。

虽然同日血溅菜市口，但是六位罹难的志士，其实各自主张是大不相同的，后人看起来，颇有几位属于“杀错了”。

康广仁虽是变法核心人物康有为的弟弟，但是他并不是变法的核心人物，虽然康有为办报纸、创学会等所有活动，康广仁都参与其中，但是大部分都是事务性工作。康广仁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般急进，最激烈的主张也只是废除八股文考试而已。对于维新变法，他的态度更倾向于温和，曾劝康有为说：“阿兄（康有为）归广东上海，（梁）启超归湖南，专心教育，著书撰述，激励士人爱国之心，养成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必当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大行改革，才可望成功。”康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过对维新变法的看法：“阿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皇上无权，安能有成？”

相比温和的康广仁，谭嗣同要比康有为、梁启超激进得多。康有为到死还是个保皇党，而谭嗣同在他秘不示人的著作《仁学》中，扬言“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最年轻的林旭，在戊戌变法前一年，他还刻意避免与康有为接触。此后他的观点受康有为影响，逐渐开始认可维新之论，甚至以康有为弟子自居，在入选军机处之后，林旭的行为也较为激进。尽管如此，军机大臣廖寿恒在戊戌政变之后求情时，仍宣称林旭与康有为并非一党。

杨深秀本与康有为没太深的交往，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抓的第一波维新党人也没有他。他是随后上书质问慈溪太后为何囚禁光绪，惹得慈禧太后大怒，而遭拘捕杀害。

刘光第的情况更复杂。一方面，刘光第参与了维新派的一些活动，还曾以身家性命替康有为担保；另一方面刘光第被杀后抄家时发现了他弹劾康有为的奏章，尚未写完。私下里，刘光第对维新派与守旧派的争端并不认可，他说“新旧两党，互争朝局”令他寒心，同时又自诩“好在自己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

真正“冤”的是杨锐。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对维新派的一些做法很不认可，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康有为“缪妄”，不过他同样认为保守派也没有希望，他更倾向于张之洞的洋务运动主张，也就是不改变政体的自强运动。其军机处同僚高树后来回忆说，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很有意见，私下里形容谭嗣同是“鬼幽”、林旭为“鬼躁”，声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戊戌政变之前，杨锐觉得与谭、林合作不利，扬言要“抽身而退”，甚至还要发声明说自己与康有为毫无关系以避祸，只是后来怕因此导致同僚关系闹僵而作罢。

如果只考察六人的维新变法主张，那么毫无疑问，戊戌六君子之间的差异很大，似乎是有“冤”的。但是有一件事，六人是共同的那就是救国的理念。这六人中，康广仁是跟随其兄康有为一直搞救国的，而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五人，均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后，在清政府丧师失地、丧权辱国之后，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刺激。杨锐慨言要“二十年卧薪尝胆”，刘光第上《甲午条陈》，谭嗣同愤而著《仁学》，杨深秀思“甲午之耻”，林旭有诗云“分明家国千行泪”，救国图存，雪甲午耻，成了这群观念并不相同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由此聚于同一旗帜之下。

如果说救亡图存就要被杀头，那晚清就真走到尽头了，实际上也是戊戌六君子死后十几年，清朝也就完了。不过在当时，戊戌六君子的另外一个共同点，才是慈禧欲除掉六人的直接原因。

这就是他们对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斗争，几乎是相同的态度。维新变法的另一条主要矛盾线，就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而在这一问题上，这六人出于不同的考虑，都站在光绪皇帝这一边，这才是慈禧太后痛下杀手的关键。

戊戌六君子处死的主要原因

康广仁是替保皇的康有为死的；杨深秀本来是没事的，却在戊戌政变后质问慈禧为何拘禁光绪，下场立即确定了；刘光第在戊戌政变前就上书要慈禧把权力给光绪，肯定也上了慈禧的黑名单；谭嗣同、林旭直接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最后救援光绪的活动；杨锐对甲午之战中慈禧的所作所为公开批评。这些举动全是权利欲极强的慈禧的大忌，在戊戌政变的你死我活中，更是成了慈禧举起屠刀的动机。

维新变法中的皇帝与太后权力之争，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历史上，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变法之前宣扬的君主立宪、开议会等关键政治主张，即使是在百日维新最顺利的时候，也没有被光绪皇帝提起过一次。光绪皇帝真正下令执行的维新政策，也无非是发展工商业、废除八股文考试等一般事务的革新。光绪皇帝对变法维新的兴趣，和从慈禧太后那里争回权力的兴趣，究竟哪个更大一些呢？答案，只有光绪皇帝自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