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之世，最为家乡增光添彩的人非张九龄莫属。

张九龄是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当时的两广一带是文化、经济极度落后的地区，被中原士人目为蛮荒瘴疠之地，当地人相应地被当作南蛮看待。一个“蛮”字，说尽了中原人对他们的鄙视。张九龄正是从这蛮荒之地走了出来，并在弱冠之年进士及第。

仅凭在进士科中取得胜利这一项，已足以光耀门楣、轰动家乡，张九龄却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仕途上捷足登高，一直坐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高位。两广之地出了一名宰相，这在当时足以被当成一件奇闻。

这位荒蛮之地走出来的当朝宰辅，不但没有一点乡村非主流的气息，反而有一番过人的神采风姿。自他去世之后，但凡再有人向唐玄宗推荐宰相人选，玄宗总要问一句：“这个人的风度可及得上张九龄吗？”

张九龄在政治上颇有过人的本领，其中最让时人，尤其让后人佩服的就是他的识人之明。他总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准确地判断出一个人的贤愚善恶，并且他还是第一个洞察出安禄山有不臣之心的人。

后世文人论及这段历史，常常叹息说，如果唐玄宗能够始终如一地信任张九龄，那么就不会有安史之乱发生。

因为，从史料的记载来看，剪除安禄山似乎可以说是张九龄毕生政治事业的重心所在。

最典型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当时安禄山讨伐契丹失败，老帅张守珪奏请朝廷，要斩首安禄山以谢天下。张九龄作为当朝宰相，非常认真地批示了这封奏章，认为军令严明，安禄山非杀不可。

或许在私心上，张九龄并不认为这场败仗是坏事，倘若可以因为这场败仗而除掉安禄山，那么一切损失都是值得的。更何况安禄山确实干犯军法，此刻杀他完全名正言顺。

然而自负比张九龄更有识人之明的唐玄宗始终对安禄山心存偏爱，这一回更要展示帝王之大度以收买人心。事后张九龄痛呼奈何，说张守珪当初在阵前就应该当机立断，马上将安禄山按律处斩。

其实平心而论，对于很多事情，尤其是久远的历史，我们很难分清因果关系。有时候不自觉地倒因为果，有时候又会不自觉地倒果为因。自张九龄之后，朝中大臣总觉得安禄山要反。李林甫说他要反，杨国忠也说他要反，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里，哪怕是一个毫无反心的人也不免要动一动造反的念头了。唐玄宗坚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但朝廷给安禄山发出的信号却不是这样，使安禄山不得不对自己的未来满怀焦虑。

史官从结果推理前因，要给历史找出逻辑一贯性的脉络，自然会赞赏张九龄敏锐的先见之明，但事情的因果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究竟是安禄山的反心被张九龄察觉了出来，还是张九龄点醒了安禄山的反心，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了。唯一可以从中学习到的是，在读史的时候，知人论世其实不难，而能够容许多种可能性在我们头脑中并存而不轻易下结论，这才是最难也最审慎的。

张九龄的确是干国忠臣，他的一生堪称正直的一生，也正因为这份正直，他自然会在与奸佞小人的斗争中落败。仕途上哪怕小小不言的职位都有无数人觊觎，更何况宰相的高位呢？

人情世故如此，任何一个正人君子都注定无法久居高位，张九龄在相位争夺战中败给以奸险、善谀著称的李林甫，这虽然会勾起人们的愤懑不平，却完全是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