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宋都可以享国百年之久,南明却短短二十载即告灭亡?

相较于东晋、南宋,南明开局有着国力上看似优厚的条件:

政府体制上:完整的政府体系,承自明成祖时期留下的两京制度,为的就是在北直隶出现意外时的留手准备,相较于五胡乱华和靖康之耻后在南京仓促搭起来的政府,南明显然应该有着更加优厚的政治基础。

2.相较于明末地区长期征战而毁于战火的北方地区,江南一代却是承平日久,自万历以后的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并且也没有过多承担天启、崇祯朝廷因战争而征收的繁重赋税,反观明末北方地区,因气候、战乱、瘟病、三饷等多方原因,经济崩溃,民生凋敝。

那么其致命隐患何在?我认为在于以下几点:1、没有一个客观上无可争议的皇位法定继承人。西晋末年和北宋末年时,外部入侵势力很好的“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东晋和南宋开国惊人相似的一点是原本并无希望继承大统的人稀里糊涂的因为逃过皇室被一锅端的惨祸后,来到南方,在当地实权派的支持下成为毫无争议的正统继承人。而崇祯朝廷倾覆前,明知北京不可留,还不进行南迁,最差也要将太子送往南京,做以防不测的万全准备。可直到闯军兵临城下,崇祯君臣竟然依然无作为的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结果皇室正统万全被一锅端,为南明埋下了古代封建朝廷最忌讳的问题之一:储君问题。这一问题伴随南明抗清二十年,成为江南地区各方势力内讧的重要原因。

2、军队拥兵自重,不听调遣。这点其实是由第一个不安定因素引发出的问题。在崇祯歪脖子后,沿长江中下游至山东地区,尚有相当多的明朝官军的存在,南京六部在没有北京朝廷指定的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在拥立问题上出现巨大分歧。福王没有办法,倚靠四镇,用武力胁迫上台,直接让四镇总兵官成为开国定策的元勋,性质上跟文官拥立便有了极大不同。这些在农民起义战争中的败军之旅,御敌无能,祸国有余。不听从南京朝廷的调遣,骄横跋扈,但作战时却是一触即溃,要不然就是投降满清,直接导致了清军轻而易举的跨过长江,灭亡弘光朝廷。

当然这个问题也由明末战事频繁,军队逐渐私人化有关。譬如左良玉这样的,在崇祯后期时已逐渐不听朝廷调遣,但当时尚不敢明眼跳反。等到了南明朝廷时,左良玉不思抵御农民军和清军,反以“清君侧”的名义领三十万军队顺长江东下南京,自己人打自己人。这些官军在投降满清后,转而在与南明势力的作战中却充当着马前卒的角色,不得不说南明军队的孱弱实与朝廷政治有关。

3、第三方不安定因素。东晋与南宋朝廷成立之初,汉人首要面临的是少数民族的入侵,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矛盾说法就是,最大的矛盾是汉族正统和少数民族蛮夷之间的矛盾=_=咦? 各方即便心怀鬼胎,在北方大兵压境之际,尚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南明呢?弘光朝廷成立之初,提出的政策是“联虏平寇”,当年看书看到这段时有种差点想把书给撕了的冲动。史可法等一帮北京朝廷的遗老遗少们打的什么主意呢?借清兵的手去剿闯军,然后再谈恢复北都德美好梦想。壮哉!我大南明。纵观南明抗清二十载,西北的闯军和进入四川的张献忠作为第三方势力,始终是自命南明正统的人所防备和警戒的对象。双方龃龉大于合作,直到永历朝廷的官军消耗殆尽,原来的大西军成为抗清的中流砥柱后,这种不安定才逐渐淡去,而随之而来的孙可望叛变,又给了这个内乱不休的畸形政权以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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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党争。明朝中后期的党争已经形成了一种“一天不党争,浑身都难受”的局面,其起因究竟始自什么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当这种光荣传统“遗传”给南京朝廷后,直接对南明开始的那天起就在产生恶劣影响,甚至,一些党争之人在亡国之后著书立作时,依然在借着手中之笔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种影响直至今日依旧存在,给后来人研究明史更是平添许多误导和混乱。南明党争始于拥立,之前我也已经叙述过了,崇祯歪脖子之前,没有给南明留下一位指定的法定继承人,导致了南明朝廷要靠自己拥立来解决问题。

而谁来当接班人是一个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乃至身家性命的问题,当时留给这帮文官可以拥立的候选人主要是福、桂、惠三王。福王是悲剧的万历想立为储君的二子朱常洵之子,是万历的直系孙子,当时的有识之士都主张拥立其为帝。但当时留在江南地区的东林党人却本着朱常洵是郑贵妃的儿子,由于当年东林党在“争国本”问题上大大得罪了他,怕其孙子登基后,重翻旧案,自己届时利益就会受损,因而其党魁钱谦益便代表那部分人的利益,到处游说拥立本是偏系的另一支潞王,如果定策成功,东林党届时便是定策功臣,不管之后如何,至少在南明这个小朝廷里他们可以继续作威作福。福王着急,只能寻找当时的军方四镇首脑,靠武力胁迫上台,如此直接导致了南明建国伊始,内部权力重心的畸形。而此后的隆武政权,永历政权以及在与大西军和闯军余部合作等问题协调上,这一党争因素始终存在,各人在考虑问题时,不顾及反清大局,而是先打自己的小算盘。可以说“明实亡于党争”不仅仅指万历到崇祯年间,也指余音袅袅的南明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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