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人发式/来自网络）

2008年初，考古人员在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了一处西夏皇族的墓地群，时间跨度从五代直至北宋初年。

出土文物中有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则用大段文字记述了西夏王朝（1038年—1227年）皇室家族的起源，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大意是:（党项皇族）系客居此地的大族，是北魏人的后代。

我们知道，“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以后，唐朝由盛而衰，虽仍保持着大一统的局面，但节度使尾大不掉,已成诸侯割据态势，边陲各少数族群则趁机崛起。

党项人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十一世纪建立了西夏王朝，曾先后与辽、北宋、金以及南宋、金、西辽、蒙古等形成鼎立对峙之势。

西夏政权统治阶级主体是以继迁、德明、元昊祖孙三代为代表的皇族，其自称本姓拓跋，唐代以军功被赐姓“李”，北宋时被赐姓“赵”，元昊建元称帝后改姓“嵬名”。

通常，人们一般将西夏建立者、毅宗元昊称为“李元昊”，将其皇族称为“李氏”。

党项人的源流和组成其实是比较复杂的，这恰恰反映出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的鲜明特点。那么，西夏皇族的族源究竟来自哪里？

一般认为，党项人总体出自党项羌，系羌人的一种。

（西夏与辽朝、北宋鼎立/来自网络）

羌人是中华大地一个古老的民系，种落繁多，但曾长期高度分散、各自为战，并未形成像汉人那样具有强烈共同心理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

有趣的是：作为一部分羌人统治者的西夏皇族，则一直坚定地认为自己是鲜卑拓跋氏，鲜卑人是北狄系统中东胡的后裔，源出大兴安岭北段，因而西夏皇族与其所统领的党项羌人并非同源。

早在西夏立国（1038年）之前200年的中晚唐时期，就有一则很重要的信息见诸于史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为元氏，……（唐玄宗）开元（年间）后，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蕃也，（拓跋守寂之）孙（拓跋）乾晖银州刺史，侄（拓跋）澄岘（音“xian”）今任银州刺史”（见《元和姓纂》卷十“拓跋”条）。前述提及的东北蕃，就是鲜卑。

（西夏、南宋、西辽、金朝对峙/来自网络）

元昊在上书北宋朝廷时，也讲说：“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指拓跋部创建的北魏，言后者，系区别三国时期的曹魏也）之初基”。

在这段文字中，关键词是“帝胄”和“东晋之末”，也就是指向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王朝。

在《辽史·西夏外纪》中也有记载：“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指赫连勃勃所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之“大夏国”）也”。

西晋末年，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入中原后，在少数族群中文化最为发达、最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鲜卑人，除了在中原先后建立多个割据政权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鲜卑人从东北迁徙到西部，成为当地各种羌人部落的领导阶层，并随之生成了一些新的部落联盟，诸如慕容部与烧当羌人结合，形成了曾称霸一时的吐谷浑人；秃发部与发羌人结合，形成了与唐朝争雄的吐蕃人；拓跋部与党项羌人结合，形成了党项人。

其中，除了秃发氏与发羌人结合后不再有鲜卑特征外，在吐谷浑和党项中，作为领袖阶层的鲜卑人或多或少地保留一些鲜卑色彩，如吐谷浑族名的来源就是根据早期鲜卑籍首领慕容吐谷浑的名字，且该名得到了吐谷浑人内外的高度认可，并屡屡见于史册。

党项人的族名虽然来自土著羌人部落的名称，与鲜卑人并无关联，但作为其世袭权贵家族的李氏（拓跋氏），则显然保留着鲜明的鲜卑人记忆。

早年，党项人中共有八个氏族为著，拓跋氏是其中之一。

而在乱世中，能够成功且有谋略地将互不统属的党项人团结起来，直至最后建立边疆民族政权，则非具有高度政治头脑的鲜卑系拓跋氏不可。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基本推断——李氏（拓跋氏）与其领率的党项人之间，是“和而不同”的关系；不同于其他民族间的互相融合，到达党项羌部落联盟中间的鲜卑拓跋氏，一定在人数上是处于劣势的（慕容部在来到烧当羌人中间时，其人数即使没有优势，也一定为数不少，因此，后来的族群名称都被带有强烈的鲜卑人印迹）。

鲜卑人，至少是参与党项人组成的这部分拓跋鲜卑人，在人种、语言、生产生活方式上，与土著的党项羌人没有太大不同（中国古代的族群融合，主要是基于文化同一），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尽管鲜卑属于我国古代东胡系统的一支，与属于西戎的羌系地隔上千公里，但是都是炎黄子孙，文化相近，血脉相通。

在西夏正式建国之前，李氏（拓跋氏）在传承上，就已经明显表现出其“先进性”特点，即一般都是汉式或封建社会的“父亡子继”模式（当然，少数是因为篡权或子幼，而由兄弟“接班”），这一点也是鲜卑人祖先较早便具有的政治文化基因遗传使然，完全不同于尚处在奴隶制社会的一般羌人“兄终弟及”的特征。

李氏（拓跋氏）的鲜卑特征，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李继捧嗣位后，上表宋廷表示感谢，太宗特命赏赐他上好的茶叶百余斤和上好的酒酿十石。受宠若惊的李继捧，连忙准备了最高层次的礼物——白鹮回敬太宗。

（西夏末期与南宋、金朝、蒙古鼎立/来自网络）

白鹮，又叫“海东青”，主要生活在北亚地区，是东胡系统民族的珍爱之物，是鲜卑、女真等生活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等地区渔猎民族的好帮手，在当时党项人生活的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但并不多见，在羌人眼里，也就是一般的大鸟而已。

然而，将白鹮作为至高无上的礼物呈送皇帝，显然表达了李氏（拓跋氏）的激动之情与民族记忆。

北宋和李氏（拓跋氏），对后者非羌人也有着共同的认知——突出表现在都把作为统治者的历史（拓跋氏），同其治下的“羌人”、“羌户”、“羌部”对立起来。

如北宋太宗赵光义在接见李继捧时，“谓继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诸部？’（李继捧）对曰：‘羌人挚悍，但羁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分显然，如果李氏（拓跋氏）与羌是同一族源，就不会产生这种思想认识和说法。

由此可见，后来建立西夏王朝者，其统治阶级家族是跋山涉水、来自中国大东北的鲜卑人后裔，而其所统领的党项人，则是包含了诸类羌人、汉人、吐谷浑人、吐蕃人、回鹘人、阻卜人等众多族群的民族融合共同体。

（拙作之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