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书才

今天讲的题目，叫作“曹雪芹的旗籍与族属”。为什么在曹学、红学研究中要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曹雪芹的旗籍与族属，是曹学、红学和清史研究中值得重视而又长期存在争议的研究课题，直接关涉到曹雪芹在清代八旗内部的社会身份和等级地位，有助于我们客观平实地理解、认知曹雪芹和《红楼梦》。这个题目内容很多，也很难把大家感兴趣的问题都讲到。下面，我主要通过对清代档案、官书和私人著述的记载进行综合考察辨析，论证曹雪芹家的旗籍是正白旗包衣汉军而非正白旗满洲或正白旗汉军，族属是旗籍包衣汉人而非满洲人或民籍汉人；并进而指出曹雪芹之所以能够成为不世出的天才作家，创作出岿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红楼梦》，与曹家是内府包衣世家、旗籍包衣汉人的特殊社会身份地位，及其渊博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和家族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积累，是分不开的。

我想，还是分为四个方面的问题来讲：第一个是 “研究一下历史有好处”；第二个是“曹家的旗籍变迁”；第三个是“内务府包衣世家”；第四个是“旗籍包衣汉人”；最后作个“简单的结语”。这几个问题，一般情况概括讲一讲，学界有不同认识的，或者新发现的材料证明传统认识与史实不相符合的，就讲得详细些。

一、研究一下清代历史有好处

“研究一下清代历史有好处”，是我在1982年10月第一次参加“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大会发言的最后一个小标题。当时所以讲这个话题，一是觉得曹雪芹既然生活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红楼梦》既然成书于乾隆年间，就不宜离开那个一定的历史时代和范围去研究作家和作品；二是看到当时有的文章提法欠妥乃至谬误，究其原因，固然是囿于“自传说”所导致，但实乃缺乏清代历史常识的结果。比如，《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贾政打了宝玉，贾母便要和王夫人、宝玉“立刻回南京去”，有的学者不了解清代外任八旗官员在病故、革职或缘事获罪抄没后，任所家属必须限期归旗的制度，而去猜想曹頫获罪籍没后还会在南京“老家”留有“亲眷”。所以，我们感知曹雪芹，研究《红楼梦》，不宜离开历史，离开产生《红楼梦》的那个一定的历史范围，而是需要首先了解研究一下康、雍、乾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阶级矛盾和典章制度，自然也包括旗人内部的满汉关系、生活思想状况和曹家的兴衰遭际，以及官宦世家的兴衰经历、知识分子的生活境遇和思想心态等等。这样，我们真正懂得了造就曹雪芹和产生《红楼梦》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也就比较容易而又准确地把握住曹雪芹的世界观和《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从而少猜一些谜语，多做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使大家的认识逐步接近起来，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曹雪芹（包括高鹗）和《红楼梦》作出个较为真切中肯的评价。

我想，要使曹学、红学研究有个新的突破，除了需要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守学术规范，实事求是，注重证据，严于律己，有错就改，杜绝自以为是、逞臆妄言，乃至弄虚作假、伪造证据外，用些功夫研究一下明清史、特别是曹雪芹生活时代的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历史，恐怕也是个先决条件。

二、曹雪芹家的旗籍变迁

曹雪芹的先祖，原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的后裔，明朝初年随着军队到了辽东，从此“著籍襄平（辽阳）”，世代承袭卫所军职。 明朝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统率后金八旗兵攻占沈阳、辽阳一带，曹雪芹的太高祖曹世选、高祖曹振彦被俘，沦为满洲贵族的包衣， 编入正黄旗包衣旗鼓牛录（包衣汉军佐领），归隶旗籍。大约在天命十一年六七月间，清太祖努尔哈赤把自将的正黄旗、镶黄旗共60个牛录，分给他的三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15个牛录，曹世选父子也由此成为多尔衮的属下包衣，充任多尔衮的仪卫亲兵。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将其父努尔哈赤自领的镶黄旗15个牛录给了多铎，并将自己原领的两白旗与其父努尔哈赤原领的两黄旗互易旗纛，原镶黄旗改为正白旗，原正黄旗改为镶白旗，于是拥有30个牛录一个整旗的多铎成了正白旗旗主，各拥有15个牛录的阿济格、多尔衮则合为镶白旗（旗主初为阿济格，天聪二年始改为多尔衮），而曹世选、曹振彦父子也便由此改隶镶白旗包衣。

顺治元年（1644年），镶白旗旗主睿亲王多尔衮凭借摄政王的权势和声威，与其弟正白旗旗主豫亲王多铎互换旗纛，将原镶白旗改为正白旗，原正白旗改为镶白旗，从此曹家由镶白旗包衣改为正白旗包衣。

顺治八年二月，睿亲王多尔衮死后被降罪，削爵夺谥，籍没家产，顺治帝将正白旗收归自己掌管，正白旗包衣归隶内务府管辖，与内务府属两黄旗包衣合称内务府三旗即上三旗包衣。自此，曹家也就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室的家奴世仆。

三、内务府包衣世家

据清代内务府档案及《八旗通志》等文献记载，曹雪芹家作为皇帝的家奴世仆，是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下人，隶属于内务府，并非正白旗满洲都统的属下。

何谓旗鼓佐领？乾隆朝《御制增订清文鉴》设专条解释：

包衣汉人编立的佐领，叫旗鼓佐领。

嘉庆初年宗室宜兴编撰的《清文补汇》、光绪年间志宽等编撰的《清文总汇》等，也都列有“旗鼓佐领”专条，两书释文完全相同：

旗鼓佐领，乃包衣汉军佐领。

很清楚，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由包衣汉人编立。

应该指出，在康熙二十五年、雍正五年撰修的两部《钦定大清会典》“内务府”各卷中，不具旗鼓佐领之名，而径称“汉军佐领”或“汉佐领”。以康熙《钦定大清会典》为例，其《内务府一·官制》下载明内务府三旗的官制是：

镶黄旗：护军参领五员，骁骑参领五员；满洲佐领三员，汉军佐领四员，包衣达（管领）七员；护军校三十二员，骁骑校七员。

正黄旗：护军参领五员，骁骑参领五员；满洲佐领三员，汉军佐领四员，朝鲜佐领一员，包衣达七员；护军校三十二员，骁骑校八员。

正白旗：护军参领五员，骁骑参领五员；满洲佐领三员，汉军佐领四员，包衣达七员；护军校三十二员，骁骑校七员。

又， 《内务府五·都虞司》下载明：

凡三旗护军：内务府满洲每佐领下设护军十五名，汉军每佐领下设护军十名，二浑托和（汉名管领）总设护军十五名，俱属内大臣管辖。

顺治十八年令：满洲每佐领下各添护军五名，设护军校二员；汉军佐领及浑托和各设护军十名，各设护军校一员。

此外，康熙《钦定大清会典》内务府各卷中还多处载称“汉佐领”、“满汉佐领”，而雍正《钦定大清会典》内务府各卷中载明“汉军佐领”之处更多，无需一一征引。我们知道，康熙《钦定大清会典》汇集了崇德元年（1636）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间的典章制度、雍正《钦定大清会典》则续记到雍正五年（1727）。正是这两部清代初期的会典，均直书内务府汉军佐领，而不具旗鼓佐领之名。这就清楚地说明，内务府三旗旗鼓佐领之为内务府汉军佐领确是清初定制，根本不是乾隆以后因旗制日趋隔膜而滥用名词所导致。

内务府三旗包衣，即镶黄旗包衣、正黄旗包衣、正白旗包衣，其基层编制主要有满洲佐领、旗鼓佐领、管领。清初定制；包衣旗满洲佐领，由包衣满洲人、包衣蒙古人编立；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由包衣汉人编立；管领由包衣满洲人、包衣蒙古人、包衣汉人编立；凡包衣满洲人隶包衣满洲旗籍，包衣蒙古人隶包衣蒙古旗籍，包衣汉人隶包衣汉军旗籍；他们都是皇室的家奴世仆，隶于内务府，身份地位低于八旗都统管辖的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旗分佐领下人，而在包衣内部，包衣汉人则低于包衣满洲人和包衣蒙古人。

大量档案和文献资料证明，包衣旗人的旗籍界限是极为严格、不容混淆的，明确规定包衣旗人参加科举考试、职官拣选等务必“详加分别满洲、蒙古、汉军”，尤其不准包衣汉人“冒籍满洲”。例如：

本人如系包衣佐领、管领者，满洲即写满洲，蒙古即写蒙古，汉军即写汉军，·· ··。

至包衣生监，务即注明满洲、蒙古、汉军及官民字号，···· 。

汉军及包衣人员等有冒入满洲者，本人照冒籍例斥革，咨送之都统、佐领等官照蒙混造册例分别议处。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规定并非一纸空文，不付诸实施，而是严格执行的；并且在实际执行中，对包衣汉人“冒籍满洲”的处理往往比律例规定的还要严厉些。如乾隆年间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楚维荣、楚维宁二人，“本系包衣汉军，卷面亲填满洲，遂归入满洲卷数取中，经顺天府查明具奏，照冒籍例斥革”；内务府正白旗明保管领下包衣汉军文生员常福，考生员时因“不谙律例”“误入满洲籍贯”，“兹缘乡试，始知错误，特此叩恳咨复汉军原籍”，结果仍“将生员斥革”。又如正白旗包衣管领下人松龄，本是包衣汉人康思谨之后裔，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冒称“满洲康杰达氏”，呈请内务府将其一族“改入满洲”，其子恩吉随于当年考中满洲进士。咸丰十年，因都察院监察御史恩霙“奏参翰林院侍讲恩吉以汉军旗员蒙混改入满洲”，经查属实，咸丰帝随即谕令严加处理：

咸丰十年谕：前因御史恩霙奏参翰林院侍讲恩吉以汉军旗员 蒙混改入满洲，当经降旨令礼兵二部、内务府、顺天府将该员户 考各册及箭册、中卷一并查明具奏。嗣据礼部等衙门查核册卷，先后复奏，该员之父松龄系在内务府呈请改入满洲，由内务府行文吏、户、礼等部一体照办。本日据内务府奏：松龄于咸丰二年六月呈称，家谱内载，始祖奇希图，系原任三等侍卫，隶满洲康杰达氏，月八旗氏族通谱内所载相符，是以准其更改。兹复详查户档所载人名，间有不符，无凭查考，并调查官存松龄家谱，籍隶汉军，康姓系由康思谨起，并无奇希图之名。再查八旗氏族通谱，奇希图名下仅有‘正白旗’字样，而无‘包衣’字样。质之松龄，亦无实据可指，但认糊涂，愿甘治罪等语。松龄身任职官，于谱系并未详查，仅以迹涉疑似，率行呈请更改籍贯，殊属不合。惟系业经革职之员，有无应得罪名，著该部查核具奏。翰林院侍讲恩吉更改籍贯，虽由伊父主持，难保不因满洲中额较宽，希图侥幸，实属取巧，著交部议处。所有松龄、恩吉及同时呈改籍贯之郎中惠龄等九员，著一并改归内务府汉军籍贯。前任内务府堂官并内管领等，于松龄呈改籍贯时，并未详究原委，奏明办理，但据松龄一面之词，率行咨部更改，殊属草率，著查取职名交部议处。吏、户、礼等部未经驳查，亦屬疏漏，堂司各官并著一并查取职名分别议处。

又谕：松龄有意蒙混，希图子孙仕进之阶，不独负欺君之罪，亦何颜以对乃祖乃父？律以重罪，亦属应得。吏、刑二部援引汉员冒籍例，殊未允協。松龄著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恩吉著革职，一并随伊父前往军台效力，于伊父应交台费外，免其再交。吉溥、保恒等应得降留罚俸各处分，均准其抵销。

是内务府三旗包衣汉军人“蒙混改入满洲”即“冒籍满洲”，“不独负欺君之罪，亦何颜以对乃祖乃父”， 被清廷视为欺君忘祖，可见旗籍问题实际上也反映着一个族别或族属问题，即乾隆皇帝所云“尔等原系汉人，并非满洲”之谓也。

四、旗籍包衣汉人

史实也正如此。在内务府有关人事满文档案中，奏补职官所递备选人员的绿头牌，要分别注明本人是“满洲”、“蒙古”或“尼堪（汉人）”。为便于大家查阅，兹将《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中收入的四件档案节录于下，以见一斑。

【1】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初五日《内务府总管赫奕奏请不妨杭州织造处物林达缺折》：

为杭州织造处物林达徐启元病故，请补放其缺事。

江宁织造处库使桑额色，当差共四十五年，原任拨什库波汉之子， 汉人。

苏州织造处笔帖式和硕色，当差共四十年，原任员外郎辉色之子，满洲。

【2】康熙五十五年润三月十七日《署内务府总管马齐奏请补发茶房总领折》：

为茶房总领福寿病故，请补放其缺事。

饭上人柱成额，当差共二十年，参将马维屏之子，汉人。

饭上人六十，当差共十三年，郎中海章之子，满洲。<下略>

【3】雍正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署内务府总管庄亲王允禄等奏请补放内务府三旗参领等缺折》：

三等侍卫海存，当差共二十二年，膳正世佳宝之子，满洲。

拜他喇布勒哈番马进泰，当差共十七年，原任尚茶正兼阿达哈哈 宝住之子，满洲。

广储司司库关保，当差共三十三年，原任苏拉陈元亨之子，汉人。

额勒敏佐领下骁骑校德寿，当差共二十三年，原任鹰上人蒙固之子，满洲。

刘色管领下副内管领费扬阿，当差共二十八年，原任员外郎苏尔泰之子，满洲。

讷苏肯管领下副内管领乌什哈，当差共二十九年，原任赞礼郎徐成宗之子，汉人。

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曹宜，当差共三十三年，原任佐领曹尔正之子，汉人。<下略>

【4】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内务府奏请补放护军校等缺折》：

正白旗曹宜佐领下护军七格，当差共三十八年，原任司库李如滋之子，汉人。<下略>

以上是《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中收入的四件档案，其中：第二件之“饭上人柱成额”，是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二旗鼓佐领下人，姓马，乃曾任江宁织造、漕运总督、吏部尚书的马桑格之孙，曹颙之夫人马氏，当为马桑格之女或侄女，曹马两家联络有亲；第三件之“尚志舜佐领下护军校曹宜”，“尚志顺佐领”即曹雪芹家所在之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第三旗鼓佐领，“护军校曹宜”即曹振彦之孙、曹尔正之子、曹寅之堂弟、曹雪芹之从叔祖，是未出五服的一家人。这四件档案，在目前所见内务府同样注明“满洲、蒙古、汉人”或“满洲、蒙古、汉军”的满汉文人事档案中，不过是九牛之一毛，实也非个例孤证。

又，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内阁奉上谕：

再，宗室王公包衣户口滋生日繁，该王公等养赡亦恐拮据，著该宗室王公等会同各该旗都统等将各包衣户口亦著察明办理一次。此次办理之后，隔数年似此办理之处，候朕酌量降旨，庶此项人等均得一体谋生。该王公、都统等即行遵旨办理。钦此。

各宗室王公等随即会同各该旗都统等查明各王公府属户口，遵旨议准：王公等府属佐领，有发给之满洲、盛京随来满洲、烏喇满洲、辛者库满洲，北京蒙古，分给之汉人、辛者库汉人、旧汉人、旗鼓佐领下汉人、别载册籍汉人、匠役汉人、校尉汉人、抚顺汉人，各名色不同。嗣后，应将分给之满洲、盛京满洲、烏喇满洲、辛者库满洲等仍留府属佐领外，其余府属佐领下各项人等，酌计人数、生息多寡，将该王公等情愿放出之人，皆令出旗为民，咨送户部注册；自放出为民之后，不得仍指伊主名色滋事，扰累地方，违者各按所犯严行治罪。

于此可知，在此次察明宗室王公等府属包衣即下五旗包衣户口过程中，不仅严格区分了包衣旗人的族属是满洲人，抑或是蒙古人、汉人，而且还具体而微地开列了包衣满洲人与包衣汉人的各种不同“名色”。明乎此，则无论是上三旗包衣（即内务府属包衣），还是下五旗包衣（即王公府属包衣），其成员都有包衣满洲、蒙古、汉人之分，清廷根本不把包衣汉人视为满洲人。或谓：凡旗人都是满族（清代尚无满族，应称满洲或满洲人）。此为当代部分人士的认知和看法，实则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众所周知，研究和对待历史事物和问题，宜坚持历史观点，放在产生、出现该事物、问题的具体时代去分析、去认知，而不宜以今套古，或以今代古，用后世的变化和认识去认知乃至否定以前的史实和历史真相。

旗人，是有清一代对编入八旗组织的人员之统称，是相对于没有编入八旗的民人而言。毋庸讳言，八旗组织原是按照该旗成员所属种族编立的，故有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之别，以及八旗包衣亦有满洲佐领、旗鼓佐领（包衣汉军佐领）之分。其中，八旗满洲旗分佐领下人、八旗包衣满洲佐领和管领下的满洲人，无论是旧满洲还是新满洲，都是满洲人，也都是旗人。此外，八旗蒙古旗分佐领下人、八旗包衣满洲佐领和管领下的蒙古人，都是旗人，但不是满洲人；八旗汉军旗分佐领下人、八旗包衣旗鼓佐领和管领下的汉人，都是旗人，而不是满洲人。就旗人与民人（指未编入八旗的汉人及各族人民）相对而言，旗人隶旗籍，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均高于民人；就旗人内部而言，每个旗人的旗籍标志着他在旗人内部的社会身份地位和所属种族，旗籍实际上是其“户籍”与“族籍”的统一体。所以，在有清一代，旗人的旗籍、族属都是界限分明、不容混淆的，清廷不允许旗籍汉人（八旗汉军旗分佐领下人）、旗籍包衣汉人 （八旗包衣旗鼓佐领下人及管领下汉人）“混入满洲”，冒称“满洲人 ”；违者不仅要令其改归“汉军籍贯”或 “包衣汉军籍贯”，“斥革”功名官职，乃至充发治罪，而且失察之有司也要“分别议处”。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曹雪芹家族是“内府包衣世家，旗籍包衣汉人”。即：旗籍为“正白旗包衣汉军”（或称“正白旗内务府汉军”、“内务府正白旗汉军”），亦省称为“内务府汉军”或“内汉军”；族属是“旗籍包衣汉人”，而不是“正白旗满洲人”“正白旗包衣满洲人”或“正白旗汉军人（旗籍汉人）”。这样认知，既如实地反映了曹家是包衣旗人而不是民籍汉人，也如实地反映了在旗人内部曹家的旗籍、族属和特殊的社会身份地位，有利于尊重历史，也有助于正确理解曹雪芹的家世、经历、思想和创作。

五、简单的结语

综上所述，按照清代典制和史实，曹雪芹家族不仅被俘入旗前是汉人，而且在曹世选、曹振彦父子被俘入旗之后，仍被编在旗鼓佐领即包衣汉军佐领之下，顺治八年睿亲王多尔衮获罪籍没后，又由王府包衣转为内务府包衣，成为皇帝的家奴世仆，旗籍为正白旗包衣汉军（亦称正白旗内务府汉军、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族属是旗籍包衣汉人，而非隶“满洲旗籍”、 是“满洲人”。

明乎此，我们当可自然而然地得出下面几点认识：

其一，由于曹家是内务府包衣世家、皇帝的家奴世仆，主奴互为依存，关系近密，奴才的忠純和才干，容易被主子发现和赏识，成为“呼吸会能通帝座”的亲信近臣，得到康熙的倚信和优遇。正由于此，曹玺的嫡妻孙氏才得以拣选为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的幼年保姆，从而康熙亲政之后与曹玺、曹寅父子的关系就更加近密，不仅曹玺、曹寅、曹颙、曹頫三代四人相继以钦差任职织造几六十年，曹玺获加“正一品”衔、御书“敬慎”匾额，曹玺嫡妻孙氏获封“一品夫人”、御书“萱瑞堂”匾额，曹寅更得赐正三品“通政使司通政使”衔、四次南巡接驾，并将曹寅的长女指配给平郡王讷尔苏为嫡福晋，次女也指配给蒙古御前侍卫而后晋封王妃，以包衣世家之女跻身王公贵族之正室，实也世所罕见，荣宠至极。

其二，由于曹家是内府包衣世家，旗籍包衣汉人，有着渊博深厚的汉文化素养暨与明遗民和江南汉人文士官绅的天然联系，同康熙亲政后重视推进满汉文化融合、笼络汉人文士官绅以巩固政治文化统治的政策和举措相契合。曹振彦既是“贡士”出身，曹玺又“承其家学，读书洞彻古今”、“蔼然称为儒者宗”；曹寅更是风流儒雅，文才华瞻，精通诗词、戏曲和书法，爱好藏书印书，“主持风雅，四方之士多归之”，与之诗酒流连交往者几百余人；曹颙则 “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之人”，曹頫也“好古嗜学，绍闻衣德”。正由于曹家是“旗籍包衣汉人”，具备深厚的汉文化素养和浓郁的家族文化艺术氛围，曹寅才能以在康熙四十四年五月奉旨总理扬州书局，主持校刊《全唐诗》、《佩文韵府》，并刻印自家藏书《楝亭五种》、《楝亭十二种》，捐资刊刻顾景星《白茅堂全集》、施闰章《学馀全集》等，为中华文化的整理和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曹雪芹之所以能够成为不世出的伟大作家，创作出岿然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的《红楼梦》，是与其家族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特别是与其祖父曹寅的文化艺术积累和影响分不开的。

其三，由于曹家乃内务府包衣世家，旗籍包衣汉人，而清代是主奴之分、民族等级都至为严格、不容僭越的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了曹家的社会身份地位不仅低于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旗分佐领下人，而且低于同为内务府属皇室家奴世仆的上三旗包衣满洲、蒙古人，受着双重歧视与压迫：一方面，曹家是“内府世仆”，“包衣下贱”，处于旗人社会的底层，既受着皇室主子的卑视和压迫，又受到外八旗平民旗人的“贱视”；另一方面，曹家是“旗籍包衣汉人”，不得“改入满洲”，凡因“不谙律例”或“希图子孙仕进之阶”而“混入满洲”者概予惩处，在满、蒙、汉三种旗人中等级地位和待遇最低，受到民族歧视与压迫。正是这种在人格及精神上受到的双重歧视和屈辱，使得曹寅在依附与效忠主子朝廷的同时，诗文中不乏咏叹行役之苦、羁囚之愤、末世之悲的篇章。而曹雪芹作为内务府包衣汉人所处的特殊身份地位，及其盛衰忽易、沦落为废官子弟的家世遭际，无疑会对这双重的歧视与压迫暨兴衰际遇、炎凉世态有着较一般旗人更为痛切的体验和感受，刻骨铭心，没齿难忘。正由于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不仅“原只写末世”，哀叹贾探春“生于末世运偏消”、王熙凤“凡鸟偏从末世来”；而且借贾府奴仆之口，说出“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你那里知道那奴才两字是怎么写的！只知道享福，也不知道你爷爷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恼，熬了两三辈子，好容易挣出你这么个东西来”，真个是句句惊心，饱含着包衣世家的多少辛酸泪水、悲凉感慨！

然则兹事体大，非今天所能备述。谨略陈浅见，是耶非耶，敬待朋友们正之。

芹梦轩

传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