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埠后上海城区向毗邻乡村的扩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代上海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关联；其间，从中获利最多的当数那些在中外不平等条约庇护下、恃强凌弱的外国人，中国的富有阶层或从中分得一瓢羹，贫苦无依的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则最受漠视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中，上海史具有特殊的地位。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始终是国内该领域研究的中心，相继诞生了《上海通史》（15卷）、《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25卷）等标志性重大学术成果。而在域外，上海史研究也遍及东亚、欧美学界，其中尤以日本最为繁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日本上海史学界的奠基者、国立新泻大学教授古厩忠夫前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访学，与时任所长熊月之研究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古厩忠夫归国后不久，主导成立了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此后，该研究会长期成为日本上海史研究的核心。在其周围，集聚了一批优秀学者，产生了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海外上海史研究中，日本学界逐渐自成一系、独领风骚。2002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共同在上海举办了“中日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近四十人，这是中日上海史学界首次共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于推动两国的上海史研究、上海史知识的社会普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十余年，两国上海史学界与时俱进，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学人、新动向、新成果不断涌现，双方均深感进一步强化学术交流的必要与紧迫。在这种背景下，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上海城市研究新动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1月9日、10日召开，来自中日两国的三十余位学者汇聚沪渎，共议上海史研究的新趋向。

上海史研究新动向之一：古代与当代进入视野

本次研讨会共举行报告八场，对三十三篇论文进行了讨论。就时段而言，上自唐宋、明清，下迄当代，均有涉及；然而重点仍然在于近代。向古代、当代史方面的实质性延展，是上海史研究的新动向之一。如《唐宋时期上海地区市舶机构设置沿革与港口城市的发展——兼及从上海镇到上海县的发展历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晓东）、《从黄道婆信仰看鸦片战争前的上海城市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王健），即分别探讨了对外贸易机构设置沿革与古代上海地区港口发展的关系；以及从民间信仰的角度入手，对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城市社会所做的分析。

近年来，当代史研究渐成学界热点，这自然反映到了上海史领域。《城区史：当代上海史研究的新路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秀莉）、《庙堂与江湖：上海城市人民公社中的国家决策与基层变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生）、《工人储蓄与国家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后上海工人的金融活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林超超）三篇论文，分别从城区演进、基层行政及社会组织变动，以及个人金融与国家建设的互动等三个新颖的角度，展示了当代上海史研究的多样性。

上海史研究新动向之二：近代上海研究的多方位视角与热点效应的形成

古代、当代之外，近代仍是上海史研究的重点。与会学者既立足于不同侧重点、又从整体上对此进行了探讨，力图还原历史真相，准确把握近代上海社会发展的实质，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举凡城市空间、租界与外侨、市政管理、司法、商业经济、大众文化、教育、宗教、家庭问题等，均有涉及。自开埠以来，上海的城市空间不断扩展，与土地开发有关的系列问题不断衍生。如何梳理与此相关的历史脉络，进行学理归纳，不惟历史研究，甚至对于当下的城市开发布局，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开埠后上海城区对乡村的扩展》（复旦大学历史系 戴鞍钢）论述了开埠后上海城区向毗邻乡村的扩展，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代上海城乡经济社会的互动关联；其间，从中获利最多的当数那些在中外不平等条约庇护下、恃强凌弱的外国人，中国的富有阶层或从中分得一瓢羹，贫苦无依的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则最受漠视。《张之洞与上海的土地财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叶斌）论述了开埠以后，随着城市周边的土地价值不断上升，中国历来的滩地国有的观念让价值不断攀升的上海滩地成为了政府的财源。十九世纪末上海的滩地清理运动，一方面固然帮张之洞失败的商业决策做好了善后工作，另一方面则成为了一场官员、衙役、地保、掮客们掠夺财富的盛宴。上海华界错过了一次积累市政经费的机会，也错过了一次建设城市地政长效机制的机会。但这场运动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它在客观上加速了上海城郊的都市化，并对张謇开办纱厂有所帮助。

《Research on cadasters and Land value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of Shanghai (1903-1933)》（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牟振宇）依托详尽的史料，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对1903至1933年上海地价的变动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上海特别市建立初期的政区划定》（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蒋宝麟）指出：1927年上海特别市的建立，在近代上海城市史上有两个重要意义。从政区角度而言，淞沪地区被统一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并被冠以与省平级的“上海市”，从此上海市的政区级别一直被固定下来；从城市化角度而言，此后上海城市周边地区被逐步纳入市行政范围之内。《大谷光瑞与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无忧园——以上海日侨社会的生活空间为基点》（东华大学历史系 陈祖恩）则以日侨社会的生活空间为基点，关注大谷光瑞主持创立的西本愿寺上海别院、无忧园的沿革及其社会功能。

租界与外侨问题是上海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本地化、地方化与逐步中国化：以英国的华人代表权问题路线的贯彻为中心（1919-1930）》（上海大学历史系 王敏）指出：自1919年上海租界华人代表权问题凸显时起至1930年基本解决，英国方面对上海租界华人的要求一直明确支持，并因应形势的变化，形成以本地化与地方化为原则的基本路线，但其贯彻却颇费周折。其贯彻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情况，集中地展示了上海租界制度的独特性以及中外、中西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诸多面相。《近代上海领事法庭与工部局之西人自治》（复旦大学历史系 郭淇斌）认为：上海租界初期，领事法庭成为工部局约束西人的有力支撑；随着工部局行政权的扩张，为约束和监督工部局行政治权，1882年驻沪领事团组建领事公堂，提升领事团在租界内政治权威。上海公共租界形成法权与治权相互制衡、相互支撑的政治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下的租界保护与“在华纺”》（日本学术振兴会 渡边千寻）的结论是：截至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日本在华纺从上海公共租界的保护下迈出了一步，转而向中国政府寻求保护。

《近代上海城市污染的治理与探讨：以分类营业制度为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陆烨）以近代上海所施行的分类营业制度为考察对象，梳理此项制度的传入和发展演变过程，以探究其在中国运行的模式与特点，总结出近代上海城市污染治理的若干特点和启示，并在此基础之上揭示中国城市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和多重面相。《中国近代司法制度的建设和上海的刑事审判》（日本学术振兴会 久保茉莉子）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至少在上海等城市地区，诉讼大体上依据新的西方近代型的法制进行。然而，有时候也会采用传统的诉讼模式。如是，既可以避免民众的混乱和不满，也能让有法律知识和实务能力的司法官以及律师帮助民众进行诉讼。最终，新的刑事诉讼模式逐渐渗透到中国社会当中。

《上海衣商业及其从业群体研究述略(1930—1940)》（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高红霞、王安妮）分析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衣商业的概况，对其空间分布、劳资群体构成、同业组织等进行了论述。《劝学所与清末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创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高俊）以宝山县为例，论述了清末学部从设立劝学所入手，推进创建地方教育行政体制的过程及其意义。《上海的基督教――战后、建国后，以及现在》（日本大妻女子大学 石川照子）探讨了自内战时期到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宗教政策，以及上海基督教界方面的反应。《万家灯火：近代上海的小家庭（1912-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江文君）指出：近代上海家庭尤其是职员、专业人士等中产家庭逐渐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小家庭趋势，上海小家庭所承载的“现代生活”超越了地域和民族所限，是一种更为广阔和普遍的经历。《从“多元化”向“一元化”的加速转变——论“孤岛与沦陷”时期上海社会特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葛涛）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上海租界的现状开始遭遇到中国民族主义与南京国民政府“党化”政治的挑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上海进入“孤岛与沦陷”时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拉开了改变上海社会特质的序幕。在日本与汪伪当局高度政治契合的背景下，上海社会由“多元化”向“一元化”转变。抗战胜利后，也未发生逆转。《暗战上海：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解放战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徐锋华）论述了中国福利基金会通过募集救济物资、医疗用品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支持。

上海史研究新动向之三：日本学者对于文化、生活史的深入研究

《南京路的“再开发”与中国（上海）人的百货店文化》（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 菊池敏夫）认为：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香港巨大华侨资本对浙江路交叉点周边进行“再开发”，香港百货店资本因之进入（四大公司），首次在共同租界内形成了中国（上海）人的消费、都市文化及娱乐的“核心”空间。《<良友>画报论文集发行后的余谈― 关于体育、KODAK 、以及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等英文资料》（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 孙安石）、《上海大众文化和香港及海外华侨：以<良友>画报为中心》（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 村井宽志）论述了《良友》画报所反映的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的社会史意义。《“中国菜”的诞生——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北京与上海》（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岩间一弘）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北京、上海为例，探讨了“中国菜”的诞生及其政治涵义。《民国时期上海的日本京剧迷》（日本神户学院大学 森平崇文）论述了日本京剧迷的诞生、支那剧研究会及其会员的活动等。《都市上海与创造社的作家们》（日本早稻田大学 中村翠）指出：回顾创造社的作家们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文坛所留下的足迹，就会发现当时他们展开的文艺活动符合都市文化以及新时代读者的要求，具有先驱性。

此外，本次研讨会的一些议题超出了上海史的范畴，扩展至更为广域的中国城市史研究：《从江户到上海——从德语文献看日、中对外策略的异同》（复旦大学历史系 王维江）、《近代日本的城市指南与中国印象：以北京、天津为例》（日本东京大学 吉泽诚一郎）、《从中国近现代都市的历史地图系列的制作经验来谈》（日本首都大学 木之内诚）、《管理知识：上海图书馆的建立与图书馆行业的重塑》（上海图书馆 沙青青）、《浅谈中国现代艺术中漫画的作用——个人研究的总结，与对今后漫画研究的一些想法》（日本立命馆大学 城山拓也）、《松花江航行权问题——日本记录的中国与俄国的斗争》（日本神奈川大学 李美大一）等，均属此例。本次研讨会，是中日上海史学界相隔16年后、再次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如中国城市史学会会长熊月之、日本神奈川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小熊诚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会议对于加强两国相关学界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上海史研究取得新进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