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洪武九年（1376），一位名叫叶伯巨的明朝低级官员，胆大包天地上万言书指责皇帝朱元璋施政中的三大弊端，即“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刚愎自用的朱元璋自然无法容忍如此尖锐的批评，叶伯巨最后落得瘐毙牢狱的下场。但解决了指出弊政之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三大弊政尤其是其中的“分封太侈”，不仅成为整个洪武时期的政治基调，更伴随明朝近三百年统治始终……

明鲁荒王陪葬的九制皮弁

朱棣造反成功后，实行了许多“藩禁”政策，但明朝宗室与朱家皇帝毕竟属于同一血统，囿于封建宗法观念，皇帝对宗室还是要略尽“亲亲之谊”。宣德之后的宗室已然成为“不得与有司之事，不得为四民之业，食租衣税，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顾炎武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为宗藩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名曰天枝，实为弃物。”而宗室的巨额“宗禄”也就愈往后愈成为明廷沉重的财政包袱。

出于对皇子皇孙的怜爱，朱元璋从一开始就给予其十分优渥的经济待遇。与其对文武百官的吝啬形成了鲜明对照，洪武二十五年明廷“更定百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自后为永制。”换句话说，堂堂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千石，只堪堪与镇国将军的待遇相垺，更只及亲王年俸的1/10！

根据明朝政府的规定，宗藩一生之大事，诸如婚丧嫁娶、宫室造作等全部由政府负责，朝廷为藩王建造宅地，提供俸禄之外，甚至诸王府的官属俸禄也由政府支给。除了《皇明祖训》明确规定的岁禄，明代藩王还享有田地、湖泊、商税及支盐等其他经济优待，这些优待并无明文规定，藩王享有的方式和额度皆表现出很强的随意性。到弘治年间（1488—1505），“国家额田已去强半”“中州地半入藩府”。无怪乎时人感叹，“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天潢之派无穷，国赋之入有限”。明初，宗藩人口数量并不多。洪武年间，亲王、郡王、将军共49位，另外加上宗女9位，共计58位。永乐年间，增封亲王、郡王、将军41位，宗女28位，通计前项，共127位，这对于当时的国家财政来说，还谈不上有多大影响。然而，朱元璋不顾“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古训，执意要泽及自己的每一个后人，使得享受国家福利的宗室根本没有“退出”机制。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导致宗室人口的恶性膨胀。根据后来徐光启推算，明宗室人数30年左右即增加一倍，到崇祯十七年，在籍宗室人口超过33万人。实在令明朝财政难堪重负。早在弘治三年，户部就已惊呼“宗支蕃盛，禄米日增！”而嘉靖后期，全国每年岁输京师粮400万石，而全国应支宗禄竟达853万石，“借令全输，已不足供禄米之半！”

广西桂林靖江王府大门

明代的宗藩禄廪，成了中后期财政的一大毒瘤。万历时曾任山东巡抚，后升任工部尚书的何起鸣在其《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认为，宗禄问题已经是天下第一大难事：“邸禄岁增，民财日绌，比之边防，尤为难处。”

明廷解决宗禄不足的主要办法就是加征加派。陕西白水县，“嘉靖加派一百八十两八钱七分，万历加派七百三十五两五钱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补疮”。白水是当时全国“贫困县”，尚且如此加派，以此可以想见全国其他各地人民由于宗室繁衍而额外增加的负担了。宗室日益沉重的压迫剥削，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终于酿成明末农民大起义。明代农民战争发自陕西，流动作战于山陕、两河、山东、四川和湖广，这些地区都是宗室最集中的省份。农民起义的矛头，也首先对准了藩王宗室。农民军所到之处，烧藩府、杀宗室。李自成在洛阳镇压福王的时候，向民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视其冻馁，吾故杀之！”明朝宗室“迨遭闯、献之祸，屠戮几尽焉”。这就是朱元璋在“祖宗家法”里苦心孤诣制定的宗室政策，为子孙后代创造的最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