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的形象可谓深入人心，在现代人眼里，古代的地主都和周扒皮大同小异，欺压百姓应该是常事，在没有可信的史料情况下，我不否定，不过据我了解的情况看，那样的应该是个例，至少在我能了解的范围内，没发现。我爷爷经常给地主打短工，外祖父做过长工，就是那种整年给地主家做活的。我婶子的娘家爷爷是地主。小时候听老人告诉过这些地主的事，所涉及到的地主有十来个，多的家里有几百亩地，小的三四十亩地，但没有一个像电影里周扒皮那样的。

爷爷给地主打短工，只是在农忙时帮地主干活，商量好报酬去做工。一般地主会对短工很好，用短工期间会改善伙食，地主和顾工一起吃，有些小地主甚至专门给短工做好吃的，自己反倒是一般饭菜，爷爷在附近村里打短工，地主给爷爷吃馒头，自己回屋吃小米饭。这些小地主就是一些富裕农民，家里有几十亩地，生活无忧。其他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太大的区别，冬天和贫农一起蹲墙根侃大山，甚至早起出来遛弯也背着粪筐，见到牲口粪顺便拾回家。

我外公是做长工的，在离家几十里地的地主家做长工，因为救了地主大女儿的命，地主的女儿还认了我外公的干爹，小时候经常听母亲说起“麻子姐”，麻子姐就是我外公认下的干女儿，地主的大女儿五六岁时出天花差点死了，地主家放弃治疗，怕传染给别的孩子，把她放在一间没人住的厢房里，任其自生自灭。孩子发烧冻得浑身发抖，外公看她可怜，把她抱到自己住的房里，放在自己怀里暖着，这个孩子命大，在老爷的照料下活了下来，只是脸上天花后出的水泡结痂脱落后留下了麻子坑。所以母亲叫他“麻子姐”，后来嫁人了，因为成分的问题，在那个特殊时期断了联系。

姥爷打工的那家算是较大地主，家里良田超过百亩，唐山和天津还有商号，但东家文化程度不高，在家里管理土地，商号的事不管，其他兄弟在外打理。外公是个很实在的老农民，干活不会偷懒，而且很能干，就是脾气不好，直来直去，用现在人的眼光看有点缺心眼。外公经常和东家闹别扭，甚至有一次和东家动了手，东家鼻子都被外公打出血了，外公以为这下肯定呆不下去了，收拾好东西就回家了，结果第二天东家又回来请外公，外公又跟着东家回去做长工了。

文革时开忆苦思甜大会，组织者听说姥爷做过长工，于是让外公上台讲话，结果外公领会错了，以为让他说与地主斗争的英雄事迹，在台上大讲自己怎么把地主打到鼻子出血，引起哄堂大笑，老爷被组织者请下台，教了老半天，但有点“缺心眼”的外公不会编瞎话，最后只能作罢。

四叔的岳父家也是地主，家里有几十亩地，雇佣过长工，村子周围的桥梁、寺庙等建筑碑记上都有四婶爷爷的名字，老人乐善好施，在村里口碑很好。

在我们家乡，最大的地主是韩家、朱家、王家，从明朝到清末民国时期都是望族，其后人现在仍分散在本地居住，这几家都是比电影里周扒皮还要大得多的大地主，韩家产业更是大到惊人，刘麻二山是其家族庄园，一次赈灾用粮千石，全活万人。榛子镇天齐庙和响水桥，韩家出资最多。王家修桥补路，赈灾扶贫从不吝惜，王家有个传统，每到年关就催债，如果到了年三十还还不上，王家就会烧毁账本，全部销账，不在催要。那时的人讲信用，一些人手头宽裕了，还会主动去清还账务，而赖账不还的会被乡民看不起，不与其共事，完全被孤立，甚至家里死了人都没有助忙的。这样淳朴的风气使很多人没有胆量挑战道德底线。朱家昌盛三百多年，明朝时就组织过民团维持治安，清朝时著名的孝子任足儿寻父，就是朱家第十四世出资赞助。朱继经（十五世）在清末做过巡抚，民国时期定居北京，他主持编纂了《朱氏宗谱》族谱中记录了大量朱氏宗族乐善好施的事迹，1993年旅居美国的朱氏后人回到榛子镇，从新续了家谱，朱家现在仍是本地大族，辈分高的十八世，低的已传至二十一世，土地资产虽然早已不在，但朱家在古镇的口碑仍然很高。

古今不同了，前几年，我在网上呼吁政府重视榛子镇已经颓废的千年古桥承流桥，政府通过努力申请了一部分维修款，但整体修复的话还有很大缺口，于是面向社会募集捐款，榛子镇也算富裕地区，土豪不少，但轮到捐款大多都装聋作哑，捐款者聊聊无几，反倒不如普通民积极。而承流桥在历史上经过万历、乾隆、嘉庆、光绪等数次重修，捐款的都是当地乡绅，老百姓占比例非常小。修桥的碑记石刻都有清晰记载，想想真的是有点打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