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部参谋孔石泉曾长期在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首长身边工作。1937年4月的劳山事件中，陪伴在周恩来、张云逸身边的孔石泉幸免于难，成为周恩来的“难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孔石泉从总部参谋走上一线战场，陆续担任新四军第6支队第1总队政委、第5旅政委、11旅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第30师政委、10纵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等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队政工干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建国以后，孔石泉一直在部队工作，成为我军著名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

长征中靠着叶剑英的一匹马，孔石泉才走到陕北

孔石泉原名孔石苏，1909年12月28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竹连桥乡下栗田村一个农民家庭。孔石泉幼时刻苦好学，在校读书一直取得好成绩，高小毕业考试曾名列全校第一名。目睹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孔石泉萌发了参加革命、寻求解放的强烈愿望。1926年，孔石泉在北伐军进军湖南的影响和推动下，毅然投身当地农民运动，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写标语，搞宣传，抨击土豪劣绅，参加游行示威。孔石泉1930年初参加了农民赤卫队，8月进入红一方面军政治部训练大队学习，从此成为红军的一员。孔石泉193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一方面军交通队副指导员、特务营第2连指导员。

1932年，孔石泉被选调到红军总部一局作战科任参谋，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首长身边工作。只有小学文化的孔石泉学起东西来很困难，识图用图都不会，朱德亲自组织他们学习。孔石泉后来回忆说：“一次次，首长手把手地教我们起草电报，首长口述我们写，写完后交首长修改，改后抄。文件发出之前，首长要求至少看三遍，因为一字之差就可能断送人的生命，关系到战斗的成败。”孔石泉念过高小，坚持在学中干、干中学，潜心钻研参谋业务，进步很大，很快精通参谋业务。

1933年9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留在前方的孔石泉和黄鹄显、曹达兴等6名作战参谋分成3组，在一间简陋的作战室轮流担负作战值班，直接接受周恩来和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领导。由于人手少，军情紧急，周恩来对值班工作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出现任何误事漏事现象。一次，孔石泉起草一个文件，完成时延误了会儿，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孔石泉听了心服口服。周恩来对部属是这样，自己更是带头忘我工作，每天不把事情处理完是不会休息的，而一旦睡着后就很难叫醒。一次，孔石泉在下半夜值班时，有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孔石泉以为周恩来已同意，就退出来。第二天，周恩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为此，周恩来专门给值班参谋定了一条规矩：晚上有事请示他，不能只听到他答“嗯”“嗯”就行，一定要把他拉起来，睁开眼睛说话才算数。大家明白，这是周恩来怕睡着后迷迷糊糊回答问题误事。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孔石泉等在值班时不仅及时处理各部队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按照首长指示下达命令、答复问题，还要把值班时所做的每一项工作记在《阵中日记》中，未尽事项则交给接班者继续承办。孔石泉在值班时，经常和周恩来一起吃饭，他年轻饭量大，按标准往往吃不饱，周恩来经常自己少吃，让孔石泉多吃。孔石泉作为一个普通的参谋人员，时刻感受到周恩来对待部属的平等态度和民主作风。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作战局孔石泉、曾昭泰、罗舜初、黄鹄显等参谋守候在会议室外面，随时听从周恩来的调遣。遵义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作出决定，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取消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期间，孔石泉和其他几个参谋一起布置会场、打扫卫生、警卫会场，做了大量工作。

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方面军总部第一局随之改称陕甘支队司令部第一局，孔石泉继续任该局作战参谋。9月13日，陕甘支队继续北上。17日，孔石泉在通往腊子口的路上，突然遇到一股土匪。机警的孔石泉习惯地将自己分管的作战文书检查了一下，迅速指挥警卫分队利用右侧有利地形发起攻击，打得土匪四散逃窜。就在孔石泉准备继续上路的时候，突然从树林深处打来一枪，孔石泉只感到左脚一麻，就势蹲了下去，左手本能地捂在脚踝处。低头一看，血顺着指缝流出，很快浸湿了脚边已经开始泛黄的草地。在一旁的参谋赖光勋迅速找来卫生员，帮孔石泉打开绑腿，脱下草鞋，只见脚踝骨被子弹擦了一条深沟，有根血管被打断了，流血不止。赖光勋对孔石泉说：“你还算幸运，如果再偏一点打碎踝骨，你这只脚就完了。”卫生员没有止血药，只能涂上一点红汞，再用布条扎住伤口，用绑腿缠紧。陕甘支队参谋长叶剑英得知孔石泉负伤，急忙赶来，看着他那被包裹得又粗又大的脚，关切地问：“怎么样，还能走吗？”孔石泉回答说:“伤着一点骨头，不碍事，可以走。”他咬着牙站了起来，坚持要自己走。叶剑英拉住孔石泉说：“你这个样子怕是跟不上队伍的，我们明天要赶到哈达铺，作战参谋丢了可不好。”说完向身后招招手，警卫员将一匹黑马拉过来。长征途中，总部首长一般有两匹马或骡子，一匹骑乘，一匹驮重。孔石泉见叶剑英要让马，连忙摆手。叶剑英安排警卫连战士照顾孔石泉，风趣地对孔石泉说：“俗话讲‘马到成功’嘛！你骑上它，革命一定成功！”说完，不容孔石泉再分辩，将他扶到马上，下令“出发”！孔石泉知道，叶剑英的右臀部有一块长征开始不久在广西遭敌机轰炸留下的弹片，经常隐隐作痛。想到这里，他的眼眶湿润了。孔石泉很感激，后来多次跟人说，如果没有那匹牲口，他是很难从少数民族地区走出来的。

◆1937年春留影，后排：周恩来（左一）、孔石泉（左四）、叶剑英（左五），中排：张云逸（左四）、陈有才（右三）。

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后曾进行短期休整。孔石泉因脚伤担任值班，负责收集上报各处传来的情报、消息，包括国民党方面的电讯、报纸等资料。毛泽东从孔石泉搜集到的一份国民党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在陕北“剿匪”的消息，意外得知陕北尚有一支刘志丹领导的队伍和一片苏区，又得知红25军历尽艰难险阻，已由鄂豫皖经陕南先期到达延川地区。根据这一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很快达成到陕北找刘志丹的决定。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当孔石泉在镇上见到苏维埃政府的木牌时，不禁热泪盈眶。孔石泉在红军总部工作的日子，正值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关头。在这段历史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高尚人格与党性，让他终身难忘。

劳山事件中，孔石泉成为周恩来的“难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了新的局面。1937年4月，孔石泉奉命任西安红军联络处秘书。4月25日，周恩来带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以及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秘书孔石泉等人赴西安。这次去西安有三辆大卡车，原打算4月24日一齐走，后因周恩来有要事没有处理完，其他两辆卡车由两个班护送先走了。周恩来等人乘坐的卡车在4月25日走。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张云逸、孔石泉等20多人都坐在车厢里。为保卫周副主席的安全，中央保卫局派特务队的一个警卫班12人一同出发。

4月25日早饭后，周恩来一行出发了。孔石泉等人说说笑笑，情绪很高。因为以前长期在根据地工作，没有到过大城市，这次出去大家都感到很新鲜。但孔石泉也感到，西安是国民党省城，情况复杂，必须提高警惕。当卡车开到离延安约50多里的劳山一个拐弯处时，突然山上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山路崎岖，周恩来跳下汽车，指挥大家利用地形地物就地抗击敌人。周恩来一行只有一辆卡车，武器都是短枪和手榴弹。而土匪有200多人，武器多是长枪还有机关枪，他们居高临下疯狂射击。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战士们坚决勇敢地抗击敌人。

战斗中，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九洲负重伤，司机的腿被打断了。副官陈有才身负重伤，忍着疼痛，指挥同志们坚持战斗，掩护周副主席突围。不久，他又中一弹，壮烈牺牲。危急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带领张云逸、孔石泉和一位新闻记者迅速插向右侧一个开阔地，到达对面山上的丛林中。土匪当时是三面包围周恩来等人，右侧有个开阔地，只有这一面没有包围。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等人趁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这次战斗是因土匪事先得知周恩来等人的行动，在劳山险要地段设置了埋伏。后来得知，陈有才因经常跟随周恩来出入国民党军政大员官邸，身上带有周恩来的名片，穿的服装也是一样的呢子制服。当土匪从陈有才穿的服装和从身上搜出周恩来的名片时，以为谋害周恩来副主席的罪恶阴谋已经得逞，加上害怕红军派部队赶来，就仓皇撤退，没有再追击。

◆劳山遇险后，周恩来（中）、孔石泉（右）、张云逸三人合影。

周恩来等人冲出包围圈，穿过一段丛林，转上了回延安的公路。这时，遇到驻在延安三十里铺听到枪声飞骑赶来救援的骑兵，使大家转危为安。周恩来命令他们派出一部分队伍赶到劳山，将阵亡的同志运回延安。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知道周恩来在劳山遇险后，非常焦急。直到周恩来等人安全返抵延安，大家才放下心来。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的经过时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还是这一次。”为纪念这次脱险，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童小鹏为周恩来、张云逸和孔石泉三人合照了一张照片。张云逸之子张远之曾说：“父亲和周恩来、孔石泉大难不死，三人回到西安后还专门留了张合影。1976年周恩来逝世前，贴身口袋里唯一装着的就是这张珍贵的照片。”周恩来还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劳山遇险，仅存三人。”他曾风趣地对张云逸和孔石泉说：“我们不仅是战友，还是难友啊！”

孔石泉与险象环生的“四一”事件

1938年8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战进入最黑暗、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秘书孔石泉主动提出让自己到最艰苦的前线部队去工作的要求。经周恩来同意，当年11月，孔石泉被任命为新四军第6支队第1总队政委，从此活跃在抗战烽火第一线。新四军第6支队第1总队前身是一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部队刚改编不久，人员良莠不齐，纪律不严。孔石泉就任政委后，和总队长鲁雨亭紧密携手、相互配合，以极大精力抓部队的整顿和训练，很快部队面貌一新，军政素质显著提高。

1940年2月，日军出动千余人，在两辆坦克掩护下气势汹汹地进攻芒砀山区革命根据地。1总队与敌展开激战，敌伤亡惨重，被迫退却。3月中旬，敌人再次进行“扫荡”。

孔石泉、鲁雨亭率领第1总队以巍巍芒砀山为依托，纵横驰骋，打击敌伪。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就毙伤日寇佐野联队长、北山大尉以下日伪军1500余人。一向骄横跋扈的日军在芒砀山麓连连损兵折将，气急败坏，遂纠集3000余名日军，数千名伪军，于1940年3月底开始对芒砀山区进行报复性“扫荡”，妄图一举歼灭我第1总队。

敌军在完成了对芒砀山的包围之后，于4月1日清晨向驻该地的我第1总队发动进攻。山城集四周炮声隆隆，硝烟滚滚。孔石泉、鲁雨亭决定避开敌锋芒，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与敌作战，并命令分驻附近村庄的1团和2团与总队部协同作战，有计划地向山外转移。随后，孔石泉、鲁雨亭率总队部、特务连、侦察连和2团之一部离开山城集，沿王引河向南转移。刚到李黑楼东南侧，突遭占据王枣园的日军主力一部的猛烈阻击，部队被压在河床上。总队长鲁雨亭、参谋长许遇之、参谋张卫民等6人先后负重伤。紧要关头，警卫连副连长葛庆之趁敌炮击稍缓之际，抱起一挺机枪，冲出掩体，向敌机枪火力点猛烈扫射，敌人的火力点被打哑。鲁雨亭率部队乘机迅速冲出河床，抢占了河西岸的李黑楼村。

李黑楼是芒砀山西南脚下一个不大的村庄，但四周有寨墙、寨壕和四通八达的“抗日沟”。村东南有一小石桥，是出入该村的要塞。孔石泉、鲁雨亭部署部队暂守李黑楼。鲁雨亭亲自带部分兵力守卫村东南，并派参谋朱浩带5名战士占领小石桥，构成阻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孔石泉率部防守村北，参谋鲁健率2团2连守卫村西南角，遭北面敌人围堵也撤至李黑楼村内的萧县洪河大队守卫村西北角，配合作战。孔石泉、鲁雨亭部刚进入阵地，日军即向李黑楼扑来，第1总队官兵陷入十倍敌人的包围中。午后，敌集中炮火猛轰李黑楼前沿阵地，步兵从西南、东南两面发起进攻。守卫村西南前沿阵地的1总队2团2连一度被压下阵地，但他们又拼死夺回。坚守村东南小石桥的6名战士与2连构起交叉火力网，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在援兵不到、进村通道又被打开的情势下，孔石泉、鲁雨亭激励战士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决不能让敌人再前进一步！当年我抛家弃官，同志们离家别亲，不就是为了抗日打鬼子吗？现在能真正打鬼子了，我们一定要狠狠打！人在阵地在，就是死在这里，也不能丢掉阵地！”指战员们顿时群情激昂，夺回了小石桥阵地。

孔石泉、鲁雨亭指挥部队经过将近一天的浴血奋战，先后击退了敌人七八次进攻，击毙敌人300余名。但我部也伤亡惨重，连长李俊峰等134名同志壮烈牺牲，参谋长许遇之等90余人负伤，剩下的几十个指战员也已疲惫不堪，弹药殆尽。下午5时左右，敌人又一次向李黑楼发动进攻。敌人为减少伤亡，先大量施放烟幕弹，用烟幕掩护步兵进攻，李黑楼阵地顿时为浓浓的烟幕所笼罩。孔石泉与鲁雨亭进行了紧急磋商，决定将计就计，利用烟幕掩护撤出战斗，向东突围。鲁雨亭让孔石泉率大部分人先行突围，自带小部分人垫后掩护。待孔石泉率领20余人钻入浓厚的烟幕向东突围后，鲁雨亭也率部突围。但鲁雨亭不幸身中7弹，壮烈牺牲。新四军萧县总队等部奉命赶来增援，敌人狼狈逃窜。孔石泉后来回忆鲁雨亭时说：“在每次战斗中他都身先士卒，勇敢沉着，以身作则。他爱僧分明，艰苦朴素，他崇高的革命品质，深深赢得广大指战员的尊敬和信赖。”

◆1949年2月，47军政治部主要干部于河北。（左三为孔石泉）

1940年6月，新四军第6支队与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新兴集整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原新四军6支队2团团长滕海清任第4纵队第5旅旅长，孔石泉任政委。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第5旅改为新四军第4师第11旅，滕海清与孔石泉分任旅长和政委。1942年1月中旬，滕海清、孔石泉奉命率部由淮宝、淮泗地区，转战泗五灵凤地区，接替第2师第5旅的防务。1943年初，第4师主力由豫东、皖东北地区转战津浦路东，孔石泉随军驰骋苏皖广大地区，多次参加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

辽沈战场上的10纵30师政委孔石泉

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出现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1945年9月19日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八路军、新四军各一部挺进东北，同时还选调两万余名干部进入东北。同月，孔石泉随队从延安出发，经晋冀，过热河，出长城，行军4个月，于1946年2月到达吉林延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吉东军区副政委。1947年5月，孔石泉调任东满独立师政委。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总”）趁国民党军兵力分散、关内援军未到之际，集中主要兵力发起夏季攻势。孔石泉和师长方强奉命率部配合主力作战。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独立师先后在吉林东南地区攻克前后石井沟、八家子等国民党军据点，歼国民党军1个保安团。1947年9月10日，“东总”将直属的独立第1、第3师和东满独立师编成第10纵队，下辖第28、29、30师，方强、孔石泉分任第30师师长、政委。10月，10纵在“东总”统一指挥下，参加秋季攻势作战。在战役第二阶段，孔石泉、方强率领30师于10月上旬协同6纵等部在长春、四平间开展大规模的铁路破击战，使东北国民党军的交通大动脉一时陷于瘫痪。

在战役第三阶段，孔石泉、方强按照“东总”统一作战部署，于10中旬率第30师奔袭长春外围德惠。德惠守军为国民党军第53师第3团及地方保安团共1800人。为巩固防御，第3团曾强征1.8万余名壮丁加修工事达两个月，仅城墙与外壕间就构筑有24个地堡群，前沿与纵深工事均很坚固，自诩为“铁打的德惠”。面对这块“硬骨头”，孔石泉、方强要求各级领导亲临一线指挥，孔石泉尤其要求政工干部把思想工作做到第一线。10月19日，30师急行军抢占饮马河大桥，截断守军的退路。经侦察敌情、地形，认真进行战斗动员和攻坚准备后，于20日下午在独立第5师配合下从西面和东北面突入城内，经两小时激战，全歼守军，攻克德惠。至此，完全扫清了长春、吉林外围主要据点，使长春、吉林守军陷于孤立。11月5日，秋季攻势作战胜利结束。东北国民党军被迫退据长春、吉林、四平至大石桥、沈阳至山海关铁路沿线两侧的狭小地区。

12月，东北民主联军乘胜发起冬季攻势作战。12月15日，孔石泉、方强率30师从磐石地区向昌图、开原前进，准备侧击沈阳西援之敌，后转至昌图地区监视四平守军。国民党新编第5军被兄弟部队合围于公主屯地区后，其新编第1、3、6军和第71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向西增援，30师等部队在公主屯以东10公里之地区进行阻击。为激励部队士气，克服极度严寒，针对战斗任务和特点，孔石泉向全师指战员提出了“与阵地共存亡，死守阵地，硬打死拼，不让敌人前进一步”的口号，使部队在恶劣环境中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在3天激战中，孔石泉、方强带领全师指战员爬冰卧雪，英勇抗击，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4000余人，保证了主力部队在公主屯围歼新5军军部及其两个师的胜利。

◆孔石泉

锦州解放后，蒋介石十分震惊，遂命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企图重占锦州。10月21日，“东总”命令10纵和1纵3师、内蒙古骑兵第1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继续阻击、迟滞廖耀湘兵团，争取3天时间待攻锦主力到达后围歼该部。孔石泉深知，10纵和配属部队要顶住廖耀湘兵团全部美式装备的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的进攻，力量十分悬殊，眼下已是寒气逼人的初冬，指战员们身着单衣，不仅要作战，还要与寒冷搏斗。这一切决定了这场阻击战必然是场异常激烈的血战，必须动员部队咬紧牙关，誓与阵地共存亡。10月24、25日，廖耀湘投入5个师的兵力，在200余门重炮和数十架飞机的支援下，向黑山、大虎山阵地猛攻。10纵等部依托简陋的工事，英勇抗击。当天晚上，孔石泉赶到最前线，加强作战指挥。他带头并发动所有机关干部脱下大衣、捐出毛毯送往一线阵地，给浴血奋战的战士们以莫大的鼓舞。战斗异常惨烈，有些阵地反复争夺20余次，一线阵地上的战士个个血溅满身，刺刀卷刃，枪托打折。国民党军新编第6军军长李涛在久攻101高地未成的情况下，先用金钱利诱，组织300余人的“敢死队”，最后又由国民党党徒和尉级军官组成“效忠党国先锋队”，赤臂上阵，轮番冲锋，但都被我10纵官兵拼死击退。

25日15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完成对廖耀湘兵团的分割包围。“东总”致电10纵:“东进我主力已到达，敌已开始向东溃退。望即配合主力行动，从黑山、大虎山正面投入追击。”这对我防守部队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我军强大压力下，敌军开始溃逃。方强和孔石泉指挥的30师乘敌混乱之际，对溃逃之敌由反击转为追击，以穿插、分割、包围、迂回战术，在25日夜将敌71军军部及其残余围歼于大小五台，歼敌4000余人。在战斗尚未结束时，30师奉命迅速开往沟帮子、谢屯一线封锁大小路口，堵截向关外溃逃之敌，生俘敌官兵3000余人。经过36小时激烈紧张战斗，将廖耀湘兵团的6个军全部歼灭。30师歼敌71军一个师，俘敌71军军长向凤武以下7000余人，缴获敌全师轻重武器。在这阶段，30师从阻击到坚守，由坚守到反攻和追歼，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战斗任务。

◆毛泽东与孔石泉握手。

1950年5月，孔石泉调任第15兵团兼广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2月，孔石泉任广东军区政治部主任。1951年5月，孔石泉调任华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工作不到3个月，又调任江西军区副政委。1952年7月，根据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议，孔石泉任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由总政副主任萧华兼任）。1955年，时任总政治部干部部副部长的孔石泉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11月后，孔石泉陆续担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副院长、政委，广州军区第三政委、第二政委、政委。“文革”结束后，孔石泉于1977年9月至1978年12月任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党委第三书记。1979年1月，孔石泉退居二线，任成都军区顾问，7月调任济南军区顾问。2002年6月22日，孔石泉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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