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内陆省，湖南省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绝无仅有的革命基地，我们绝对不能忘记维新革命先驱——梁启超的功劳。

清朝中期，湖南籍人杰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崛起，成为当时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甲午战争之前，湖南曾是中国守旧势力的堡垒。在曾国藩的倡导下，几乎所有湖南士人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对西学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淮军在各大战场节节败退。为了拯救国难，湖南人吴大澂带领新湘军毅然东征，试图重演先辈“镇压太平天国，诛灭阿古柏”的辉煌。虽然理想是性感的，现实却是骨干的。湘军将士虽然英勇敢战，却完全不是业已近代化的日军对手，他们一败牛庄，再败营口，三败田庄台，输得连底裤都不剩。

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让湖南人从骄狂、守旧的迷梦中醒了过来。士人们开始明白，程朱理学已经落后于时代，光靠忠勇与义理是救不了中国的。因此，士人们开始思索，到底哪条道路才是救国的正确之道。

就在湖南人迷惘之时，维新领袖梁启超翩然而至，最终犹如一阵清风，吹皱了湖南的一汪春水。当时，湖南的维新运动已经刚刚起步，“湘潭双雄”谭嗣同和唐才常不断在湖南倡导维新变法，很大程度改变了湖南的士风。在这个风口之下，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等人于1896年致函于当时在上海的梁启超，希望他能到湖南住持维新大局。

当时，梁启超是上海《时务报》的主笔。得到湖南士人的邀请，梁启超带着满腔抱负欣然前往。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梁启超除了要完成鼓吹维新、提倡新学的任务外，还隐藏着另外一个打算。

当时，中国刚刚在战场败给了日本，而德国也于不久侵占了胶州湾，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已经有了端倪。为了救国保种，梁启超决定背着恩师康有为，在湖南建立一个救国基地。

梁启超认为湖南深处内部，民众悍勇敢战，很难为帝国主义所直接征服。因此，梁启超希望在湖南策动“腹地自立”。一旦虑“中国被分割殆尽，仍能保留湖南一隅之地，以为黄种之苗。”

在这个目标的驱使下，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表现上在从事“扶清维新”的工作，实际则是在筹备反清革命，而这一切都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所不知道的。和“半桶水”“西学半吊子”的康有为不同，梁启超是真正的智者，他早就看出色厉内荏的满清王朝并没有扶植的价值，迟早要被取代。

而谭嗣同和唐才常更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谭嗣同曾经屡次宣称：“爱新觉罗乃窃中国的贱类异种”。谭嗣同和唐才常之所以不直接策动革命，是因为他们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此，还不如表面进行维新，实则进行革命宣传。

为了达到建立湖南革命基地的目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建立了湖南时务学堂。在学堂中，梁、谭等人不仅向学生们教授西学知识；暗地里，他们还将《扬州十日记》《明夷待访录》等反清书籍分发给学生。课堂上，梁启超还和学生公然谈论，如何改易服色，其潜台词就是改朝换代。

除了培养革命人才外，梁启超等人还不断上书湖南地方的实力派，宣扬“腹地自立”的思想。梁启超给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要求他效仿王莽末年窦融经营河西而佐复汉室、郑成功守台湾而存明正朔的榜样，使湖南成为腹地自立之省。实际，就是鼓励陈宝箴背叛满清，让湖南独立。

为了未来的“腹地自立”运动，梁启超先后成立了包括南学会、新政局在内的若干机构。日后，梁启超表示，只要湖南独立，这些机构便会立即转变为上下议院和各级行政机构。

由于时事的发展，梁启超、谭嗣同最终随康有为北上京师，住持“百日维新”，湖南自立运动暂时停止活动。随后，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康、梁被迫东渡日本。为了拯救祖国，当时尚在湖南的唐才常立即于1900年8月9日发动武装起义，是为自立军起义，不仅要铲除慈禧和义和团，还要拯救光绪帝。然而由于众寡悬殊，自立军最终为张之洞所击败，轰轰烈烈的维新起义最终失败。和谭嗣同一样，唐才常也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的湖南自治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却成功地让湖南成为中国最早觉醒的省份，也促进了湖南革命激进主义的崛起。谭、唐殉难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刘揆一、刘道一、蒋翊武等湖南籍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他们纷纷举起了革命的义旗，最终摧垮了腐朽的满清王朝。

此外，毛泽东更是热情地赞扬了他们所营建的时务学堂：“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而这勇敢有位的湖南青年中，自然少不了我们的毛主席！正所谓“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却是龙种”。梁启超等人原本只想让湖南成为“救国保种”的最后基地，结果没想到却让此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驱之地，最终将其变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源。​​​

正所谓“播下的是跳蚤，收获的却是龙种”。梁启超等人原本只想让湖南成为“救国保种”的最后基地，结果没想到却让此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驱之地，最终将其变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