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初，张作霖被炸死在沈阳皇姑屯的两空桥。张学良当时住在北京中南海，正在为奉军撤出关外一事，主持召开奉军将领军事会议。

据曾担任张学良贴身侍卫的张汝舟回忆，当时张学良和他的侍卫、助手等共有几十个人，都住在中南海的万字廊一座叫潇湘馆的楼内。

为了办交接事宜，张学良把北京故宫的一大串钥匙交给了卫队长谭海，叫他把这串钥匙送到故宫保管处。谭海离不开，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张汝舟。

张汝舟到了故宫管理处，交上了钥匙，拿回了一个收条。

回来的时候，开饭时间已过。张汝舟便向张学良的专用厨师杨凤山说：“我去送钥匙，还没吃饭呢。”

杨凤山说：“我把你忘了，都收拾完啦。”想了想又说：“少帅刚吃过，我还没有收拾呢，你就去吃点吧!”

张汝舟推门进去一看，张学良没吃多少，剩的还挺多，便坐下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墙上挂着的电话急骤地响了起来，因为是张学良的专用电话，他没敢接。不一会儿，张学良就推开会议室的门走出来接电话。

张汝舟亲耳听到这是张作霖的五太太寿夫人由沈阳打来的长途。电话的内容是：张作霖被炸死，叫他马上回沈阳。

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后，表情很难过，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就又回屋开会去了。

在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严肃地对张汝舟说：“汝舟，这几句话，不许你说出去，如说出去我要你的脑袋!”

张汝舟当然不敢向外传，可是张学良却把接到沈阳来电的事向开会的将领说了。不过他没有照实说，而只是说张作霖被炸断一只胳膊，生命不要紧。

张学良命令第二十军军长于学忠掩护全军安全撤出关外，几个侍卫则保护着张学良先到滦州的横山大觉寺住了几天。

等大部队全撤出关以后，张学良和侍卫们都化妆成伙夫模样，乘卫队骑兵连的一辆闷罐车向沈阳进发。

闷罐车的门口堆着行军用的锅碗瓢盆，众人都躲在里面。路经锦州、皇姑屯等车站，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但因已化装躲起来，未被发现。

一行人在沈阳北站下的车，下来时一个个满面尘垢无比邋遢，样子看起来像丐帮弟子似的。他们徒步走到小西门，看到一辆汽车放在那儿，便由张学良亲自开车把众人拉到大帅府。

到了帅府门口，门卫一看他们这身打扮，死活不让进。

张汝舟便说：“你凭什么不让进，你好好看看是谁回来了!”

可他是新来的，不认识张学良，仍不放行。

正在争执中，有一位中校马副官出来看见了，他当然认识张学良，这才喝令门卫让众人进去。

于凤至刚见到丈夫张学良时，看他这身穿戴活像个饭花子，吓得尖叫了一声“妈呀”，就瘫软在地。可见当时的狼狈相了。

张学良回来以后，召开过会议，待把部队配备停当以后，才公开宣布为张作霖发丧。他的卫队当天都穿着素袍，以示吊孝，可腰里都别着手枪，严密地警戒着，怕张学良出意外。在发丧的这些日子里，整个卫队一直守在灵堂，不离张学良左右，也不准回家。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张学良虽然大仇未报，却一直忍气吞声，韬光养晦。直到1929年1月10日，他设计枪毙了杨宇霆、常荫槐，才算出了一口恶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