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各州相对位置图）

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出土文物应该就是“马踏飞燕”了，作为国家旅游标志，在很多中小旅游城市都在入城的醒目位置会耸立一座“马踏飞燕”的标志性雕塑，而这个标志性的文物就出土在凉州（武威）的“雷台汉墓”。

第一次看到“马踏飞燕”的原件是在兰州博物馆。博物馆里把从“雷台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和几十匹铜马以古代战阵的形式整齐地排在展厅里，在博物馆特有的灯光效果下，的确有一股摄人心魄的气势。后来又到了武威，去实地探访“雷台汉墓”。在景区里，几十匹按真实马匹大小铸造的青铜战马，在西北万里无云的晴空下，整齐地排列在广场上，站在高处俯瞰着这恢弘的青铜战队，你会有一种将军检阅即将出征的将士的豪迈感。

“马踏飞燕”和出土的其他文物资料，证明这是一个东汉末年的墓葬，墓主四次被封为将军，兼任武威郡郡守，以其享受的俸禄和家属的称谓，最有可能是一个地方诸侯。也是，如果这个张姓墓主仅仅是一个郡守，属于国家流官，在讲究等级尊卑的封建社会，就算你真有这样的财力，也不见得敢做这样的规格的墓葬。

虽然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墓葬主人的准确身份，只知道是东汉一个姓张的主人。从汉武帝公元前121年收取河西并设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到东汉末年，时间已经过了300年。这个张姓郡守显然是世代居住在张掖，即使不是诸侯王，也一定受到的朝廷特别恩宠的地方豪族。对于东汉时期河西的历史，中国百姓最熟悉的可能莫过于董卓和马腾，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给他们派了个西凉太守的官职，虽然与史实不符，但那时候河西还在汉室手上倒也是事实。不然何来的这个张氏豪族的“雷台汉墓”。

同时，“马踏飞燕”和雷台汉墓其他文物的出土，表明在当时武威的金属铸造的工艺技术也是炉火纯青。说明当时的武威显然已经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相对发达的西北城市，才可能汇聚那么多技艺精湛的工匠。

其实，从地理位置上讲，河西四郡武威距离内地最近，从兰州出发西行200公里翻过乌鞘岭就进入了武威所在的石羊河水系的绿洲。乌鞘岭是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分界线，也是黄土高原地貌的地理分界线和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地理分界线，过了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在古代就是进入游牧地带，早期是西羌和西戎，然后是乌孙和月氏，然后是匈奴。西汉时期匈奴休屠王（投降霍去病，中途又想反水的那货）的驻牧地。虽然石羊河水系流域面积（4万平方公里）远比流经张掖、酒泉和额济纳的黑河水系流域面积（14万平方公里）小，但由于其更靠近内地，自古就是河西四郡之首，所以更受重视，人口和经济也相对更发达。

历史演进到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整个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权更迭。河西走廊先后兴起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五个地方政权。据有的史料记载，在中原板荡时期，相对稳定的河西走廊一带又吸引了大量内地汉族人移居此地，发展出很多汉族大家族，促进了河西的汉文化发展。直到隋炀帝时期，杨广再次把河西纳入中央政权，还在武威往西150公里处的焉支山下举办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万国博览会”，宣示大隋的国威和繁荣。

到了大唐王朝，在凉州设河西节度使，管理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沙州（敦煌）、瓜州（瓜州）、伊州（哈密）和西州（吐鲁番）等七州，管辖范围东迄乌鞘岭，西到天山中部，东西横亘1500公里，凉州成了大唐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人口众多，商贾云集。到武则天时期，武威已经成了和洛阳、扬州齐名的大唐三大经济中心之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就是唐人诗中的凉州（武威）。

而凉州也因为唐朝诗人们的诗歌而广为大家所熟悉。据史料记载，王维于737年—738年在凉州呆了一年多，高适于752年—754年在凉州居留了两年半，岑参于751年、754年两次莅临凉州，他们都留下了关于凉州的风土人情的诗篇。在中国向来有很多地方之所以千百年来家喻户晓，成了后人访古揽胜的地方，往往不是因为帝王伟业或经济发达，而往往是因为文人的一首诗或一篇散文。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之于南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之于岳阳、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之于滁州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于绍兴。相对于凉州，虽然岑参和高适这两位最伟大“边塞诗人”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也都曾写过凉州，但真正让凉州为大家所熟悉的却还真不是这两位诗人的边塞诗，而是王之涣和王翰的《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和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是两首最广为人知的《凉州词》，一首写尽西北的旷远荒凉，一首道尽边塞军人的洒脱与豪迈。而事实上，唐时写《凉州词》的又何止这两位，据说全唐诗中有100多首的《凉州词》。

当然，尽管《凉州词》提高了凉州的知名度，但其实也误导了很多人对凉州乃至河西的认识。凉州显然不是“一片孤城万仞山”的荒凉边城，而是一座“七里十万家”、“车马相交错”的繁华都市。这也难怪，其实《凉州词》并不是写凉州，而是一种唐时源于凉州的曲调名。

而这个《凉州词》却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上审视古代凉州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隋朝重新把中国纳入大一统中央王朝之后，隋文帝对于以何种音乐作为国乐颇费踌躇，本来中原文化的正统在江南，但一想到南朝积弱，那本来很优美的乐舞就有了一种“亡国之音”的感觉。后来，引入西域的乐舞元素制作《九部乐》作为国乐，其中就有《西凉乐》。（补记：《九部乐》分别为清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高丽乐和礼毕乐。）

到了唐朝，延续了隋朝《九部乐》的国乐体制。据《乐府诗集·乐苑》记载，公元717年，陇右节度使郭知运将搜集到的《凉州曲》进献给唐玄宗，唐玄宗让教坊改编成中原曲谱，并配上新的歌词来演唱，所配的歌词称为《凉州词》。从此，《凉州词》以歌曲形式出现在唐代宫廷，并流传至民间。王之涣、王翰、张籍等著名诗人都曾为《凉州曲》填写新词，抒发情感，《凉州词》从而风行天下。

我们当然不必去纠结于《凉州词》是不是误导了内地人对于凉州的理解，而《凉州曲》之所以能登堂入室，成为中原王朝的国乐和诗人们创作的思想源泉，自然是源于古凉州作为联通中原和西域的要冲，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演化发展，成就了古凉州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

今天的武威，依然是河西走廊人口最多的市（182万人口，其次是张掖122万，酒泉112万，敦煌18万），但人均GDP却是最低（2016年2.54万元，人均GDP不到酒泉和敦煌的50%）。

作为一个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农业地区（2017年末中国人口城镇化率是59%），自然资源（包括旅游资源）又相对贫乏，经济发展难免受到掣肘。然而，对于武威人民来说，更值得郁闷的是国家修建的兰新高铁，居然绕过这个河西的地理龙头，从兰州出来后走湟水谷地到西宁，再从西宁穿越祁连山到张掖，然后一路向西进入新疆。虽说国家如此规划的原因可能是要兼顾西宁作为省会城市的要求，也可能从战略上增加一条通往河西的通道，但对于武威人民来说，难免会有一种莫名其妙被忽视的失落感。

昔日“马踏飞燕”的故乡，尽管还是“人烟扑地桑柘稠”，但要再现“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乡人不识离别苦，更卒多为沉滞游。”（元稹《西凉伎》）的繁华景象，恐怕一时也难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