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鹅湖(前排左一)

1945年在江西上饶(前排右一)

1950年在台湾(后排左一)

主题：王正方《十年颠沛一顽童》新书发布会

时间：2018年11月24日下午14：00-16：00

地点：单向空间·爱琴海店

嘉宾：王正方 导演、编剧、演员、作家

王 苗 摄影家，世界华人摄影联盟主席

杨 浪 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

主持：解玺璋 资深媒体人，著名作家

但凡有涉抗战以来的历史之书，大抵哀苦之声。然而奇哉！诚如书名所示，这本《十年颠沛一顽童》，通篇不闻悲叹，不露愤慨，不见苦相，从头到尾是孩子气的话语和心境。当他书写之际跌入全家人艰难悲酸的往事，他同时变回那个时时刻刻不肯安分的顽童，任是数不清的苦，道不尽的难，俱皆变为他活泼泼的调皮相，这实在是作者的天性了。历尽劫难，临老回忆仍像孩子般开心地叙述，正是本书作者的风格，可谓一绝。

——陈丹青

自言“非常小的不重要的私人历史”

解玺璋：今天群贤毕至，新老朋友聚集一堂，来祝贺王正方先生这本《十年颠沛一顽童》的出版。我也是第一次见王先生，但是我从书里已经感觉到他很可亲。因为他这本书写得非常亲切。一个很真性情的人，从这部书里面可以感觉得到。

说起来我看回忆录不算少，但是像这样来写一本回忆录的，应该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本——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人很真，很幽默，很放得开。大家会在里面看到很多有趣的东西。看这本书你不会觉得很累，你会很有兴趣地一篇一篇把它看下去，这样我们不光是认识了王先生这个人，还认识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兄弟姐妹和他的很多同学，他有时候用一个细节就可以把人物讲得很鲜活生动。

王先生今年有80岁了，也算我们“老北京”，上世纪40年代他就在北京生活。在这书里他写了很多在北京生活的细节和情况。

看到我们今天的北京您一定有很多感慨。

王正方：今天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回到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北京，然后在这里能够出一本自己写的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第一当然是年纪大了，不能再等了，包括小的时候要通通一五一十地写下来。

我是抗战开始以后第二年出生在长沙，从出生到七岁多在江西东部那个地区生活。抗战胜利以后随我父母到北京来，在北京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再后来我们全家去了台湾。《十年颠沛一顽童》，是讲我这个顽童的头十年。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哥。这本书我写的时间不长，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抽空就给写完了。我们哥俩从小一块儿长大，一块儿到美国去，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去年我哥得了癌症，开始身体很不好，我想我必须要尽快把这稿写完，写完以后请他来印证，以保证这是一段真正的史实，虽然，是非常小的不重要的私人历史。

我跟我哥说我写《十年颠沛一顽童》，这里面你很重要，你得贡献一点。去年他在美国，我在台湾，我们两个通电邮通来通去写了很多。去年5月份，我哥说他得了胸腺癌，非常严重的一种癌症，没有治了。我快马加鞭6月份就把第一稿写完了。写完以后心里不踏实，我说你怎么样？还行吗？能看稿吗？他说可以。我就发过去了。

从这本书可以看出我们兄弟俩的关系。我做弟弟受气包了一辈子，他一百二十分看不上我。为什么？我比他小，他每年在班上考第一，演讲比赛他总是第一名，成绩好得不得了。我们家好吃的好喝的我都捞不上，我说“我也来一点吧”，我妈就说“你也想要，你看你自己考什么成绩吧！”

于是我把稿子给他看心里也是嘀咕，因为不受他重视惯了。第一天没有消息，第二天没有消息，第三天来了很长很长一封信，上面就讲你这段不对、那一段时间弄错了，然后说“我告诉你，你写的事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能更正、指出你的错误”。那可不是，爸爸妈妈不在了，只有他能指出我的错误。他就提了很多意见，最后在信的末端，他说“你这篇东西看了以后我如沐春风、如饮醇酒，天下至乐、莫过于此”。对不起，我很激动。我活到快80岁了，我哥终于肯定我了。

他的病越来越重，今年8月我到美国去陪着他，8月中他去开刀，出了一点手术意外，8月22日就走了。所以我说我写这本书出版了，受不受读者的欢迎我都够本了。看到今天这么多人来这儿听我说话，听我说这本书的来龙去脉，我非常感谢。我已经得到我的报偿和满足，我得到我哥哥的肯定了，我相信我也能得到天上父母的肯定——王正方这小子活了80年，他们应该觉得还算可以吧。

经王朔介绍得在大陆出版

解玺璋：王先生讲得很动情。他刚才讲这本书完全是他个人的一个回忆录，但是从读者的角度，不光是看到他个人的一种经历，其实他还介绍了很多我们原来并不是很了解的一些东西。比如他讲到他在江西读小学，他母亲办学的经历。原来我们只知道抗战一开始蒋介石带着他的800万军队逃到四川去了，我们并不知道国民政府在浙江、福建、江西留下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人才，他们在当地坚持抗战、坚持办学、坚持国民的这种教育。

我们从王先生个人的经历当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点——其实抗战跟我们原来在历史书上学到的东西不是完全一样。王先生用自己一个不到七岁的小孩的眼光来写，很有意思、很生动，很多很多生活当中、历史之上的细节。

王苗老师跟王先生是多年的老朋友，对王先生很了解，我们请她来讲讲王先生的生活经历。王先生是一个多方面的人才，我们看他书写得很好、电影拍得也很好，自己能表演、能编剧、能导演，这方面王老师了解很多。

王苗：我一直管他叫王大导，因为我是在他拍《北京故事》的时候就认识他了。而且他能拍《北京故事》我还有点功劳，我那时候是中国新闻社的记者，中国新闻社有一个电影部，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可以跟海外合拍电影。所以通过我的介绍，合作拍摄了《北京故事》。

《北京故事》最后在国内没有放映，但是1986年在美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成为该年度特别片种（非好莱坞制作）卖座前五名。在我们国内参与的最早的合拍片里，应该说是在海外影响最大的一部。

作为最早的合拍片，他们当时条件太好了，拍摄的四合院用的是梅兰芳的故居，这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梅兰芳的故居是一个空的四合院，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他当时的夫人孙小铃是制片，还跑到我家把我们家的花瓶拿过去当道具摆了，回来也没有还。现在他们俩联系都通过我。那天孙小铃给我打电话说“王正方在哪儿呢？你能帮我找找他吗？”应该说是那个时候结下的友谊，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断。

其实王大导最早把书中的两篇给到我，跟我说“我这本书特别想在大陆出版，你能不能给我问问哪个出版社愿意出？”传给我之后我也看了，我还告诉他真好看。但是那时候我这个关系网够不着出版社，就给撂那儿了。

去年的时候大导到北京，在我们家聊天。说起来原来他的狐朋狗友之多，一个是跑到阿城家，我带着去的；然后他告诉我他跟王朔熟。我说王朔就住我们院里头，我们三个人加上我先生就上王朔家后门了。王朔在窗户里面看到来了三个人，说这是什么人，怎么跑我家后院来了。结果王大导往前一探头，王朔一看“哎哟，大导赶快进来”，把我们招呼进去了。正蒸包子呢，说等会，等包子熟了我跟你们上你们家吃饭去。最后通过王朔的介绍，有了今天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么一本好书。

极顽强的历史记忆和极好的叙述能力

王苗：我是昨天从香港往回飞的路上，在飞机上把这本书的后半部彻底地看完了。我就一直很奇怪，今天想问问大导，您这个记性怎么这么好啊，小时候的事、人怎么都能记得那么清楚？我比您年纪小多了，我怎么上小学的事我都记不清楚了。

王正方：小时候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记得多呢？那个时候，抗战时期，什么都没有。没有报纸，那时候我是小孩有报纸也看不懂。听广播也没有，电视不要谈，上网更没有可能。所以小时候干什么呢？小时候要听，听才是一个学习的管道。这是我妈妈常常讲的。就是你要听大人讲话，上课的时候要用心听。我们在江西念小学的时候，没有书本、没有铅笔，橡皮全班就一个，大家分着用，笔记本很少。教科书只有老师有一本，他在上面讲，讲什么你得记住。

我妈妈教我们唐诗的时候，有一本薄薄的《唐诗三百首》，前前后后都是破的、散页的，她念我们就听着。第一首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都记得。有时候我洗澡脱了衣服，我就说“床前脱光光”，我妈妈就说我胡说。包括王维他们的诗我大概都会背，那时候字还看不懂，所以听很重要。

小时候我们家经常要互相沟通要讲话。最喜欢就是听我爸爸讲故事，他故事太多了。我爸爸是河北农村出身，他就讲他小时候的事，讲我爷爷的事，讲他启蒙老师的事。我妈妈会念山东铁板快书，笑死人了。在乡下没有东西，她就拿着筷子敲着桌子打快板，敲完了就说一段。我们小时候教育就是这个，我们没有电视看，也没有上网，所以我们就听，记忆力非常非常强。

我都是记得那些非常有趣的故事。你小时候听了这种故事你到80岁会忘记吗？不会忘记的。有可能我说的前后次序不对，但是绝对真实，说是非虚构是可以担当没有问题的。而且，是我们的集体记忆，我老哥去世之前给我印证了很多很多故事，所以比较全面。

王苗：唯一有一个共同记忆，就是您写在北京上学的时候打棒球。我是1951年生人，我上小学的时候，我还有很深的印象，我们学校有棒球场，我打过棒球。但是后来北京的学生几乎都不会打棒球了，在中国大陆也很少有人打棒球。想来想去可能是学校没有这个场地。

杨浪：棒球是从美国传到日本，然后日本人把棒球带到北京的。我的小学体育老师，今年已经90岁了，他就是日据时期打棒球的，建国后第一个北京棒球队，他是教练。

这本书我昨天一天时间不到就读完了，中间时常捧腹。一本非常好玩、有趣而且很别致的书。我想象我今天要见到的老王，就是一个80岁的老小孩，一个有顽强历史记忆并且有极好叙述能力的人。

刚才我问老王你是口述，还是自己写，还是电脑敲？我猜是口述以后再做文字加工。因为它的整个结构特别简单，就是从1938年在湖南湘雅医院出生，然后在江西，就是沿时间轴线往前推，结构上是一个一个非常有趣的童年回忆、童年故事。

王正方：不是口述，整篇都是一字一字慢慢写下来的，然后再经过反复推敲。着重叙事的层次、字句的运用，写作期间常与我哥哥通话，务求事件的正确性，他比我年长好几岁，幼年的记忆自然较为清楚。

大时代里面那些小故事

杨浪：读这本书，我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大时代里面那些小故事。

半个月前我估计在座不少人都去美术馆看过丰子恺的展览。丰子恺每幅画就是一个寓言、一个故事，都是真实的家庭生活。读老王的书，我老想起丰子恺。走过民国时期的人很好地传承了中国文化，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大时代背景下。

虽然他一句都没有讲大时代，但我们能从每一段经历里看到背后的时局。比如一个1938年出生、还没有上小学的孩子，本来住在湖南，1939年举家搬到江西。而我们知道1939年、1940年是“长沙会战”，之后国军退到江西，这里面专门讲到为什么退到江西没再往四川退。又比如1943年、1944年为躲日本人的临时逃难，那是因为美国杜利德飞行队轰炸东京之后，美机到沿海的国民党机场去降落，所以日本人专门发动了一个战役，意在把沿海徐州、金华这一线给打通。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时代每一次家庭的流徙，都有一个宏大的历史在后面。

书里说到魏建功先生，中国最早投身语文教育、搞汉语拼音注音的学者。我们每个人都曾受其恩泽，就是《新华字典》。大家知道魏先生后来在北大很著名，当过北大校长。而老王的父亲当年举家去台湾，就是受魏建功先生之托，他们在台湾成立了国语推行委员会，决定在台北发行一份报纸——《国语日报》。这份“汉字旁边儿带注音符号的报纸”，现在还在台湾出版。

这就是所谓大历史下面、鲜活历史皱褶里面的细节，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这些年我们读书不断有这种感觉，要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是怎么过来的，就一定要去读历史。而所有文字的历史可以说都是遮蔽和掩饰的，因为所有的史家都难免春秋笔法、为尊者讳，所以读历史要尽量读第一手的文献。

以往我们读到的历史，第一是有太多太多的遮蔽；第二都是太宏大的叙事。而老王的故事太微观了，包括他们家住在东总布胡同院里时，有一个邻居是协和医院的护士，有人定期给她们家送两袋美国白面。他那时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居然这个事情都记得。1948年、1949年北平的供给是最困难的，我们看过《北平战事》，马汉三为了北京的粮食还要怎么怎么样。那时候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因为有特殊的美国背景，所以有专门的粮食供给。像这种历史的细节，我们在其他文献里面很难读到。

每个亲历者都该有声音

解玺璋：王先生这本书里还写到父亲当年有一段时间专门到河北省农村搞赈灾。确实，1946年以后，河北是一个重灾区，因为那是国共拉锯战最激烈的前线。国民政府从天津、北京将美国的战后物资运到那个地方去赈灾。这个情况在其他的历史书上见不到。

我前一段看了很多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报纸，那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报道。包括当时北京也在搞赈灾，一些艺术家，比如画家用搞美展的方式做赈灾。而且跟我们一般想象不同，这些赈灾救济的不光是农村的那些农民，还有很多是从农村逃出来的地主。他们到了北京之后任何财产都没有，没有生活来源，到了冬天连烧的煤都没有。而包括您父亲在内当年很多人在做的这些工作，就是为给这些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些东西我们从正史当中是读不到的，我们只能从您个人的这样一种回忆当中，抓住一点细微的信息，来想象那个时候发生的另外一些事。

王苗：大导整个文章布局，常常在正文后面有一个“后记”，很简短的语言把这个人物现在的情况给交代了。这对读者来说是一个很过瘾的事。

王正方：也是因为活得年纪大了，经过这么多年，我小时候许多朋友，有些下落不明了，有些我是真的几十年以后又重逢了，有些则是听闻他们境遇是怎么样，都有后续的一些故事。

我是想我这一个世代差不多走到最后了，我童年的同学、长大的同事、好朋友，一个一个也都走到人生尽头。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有一个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这个世代许许多多的事记下来。不是说我们这个世代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也就是一个个普通的人，只是我们身历了发生在中国、在世界的各种波动、世事变迁起伏，经过战争、经过变迁、经过革命，我们作为在这个时代过程里面小小的一份子、小小的公民，旁观者或者不很重要的人，我们感受过什么、我们经历过什么，我应该记下来。

就像杨先生说的，历史记一些重要人物，大政治家、大军事家，那都是杀人无数的刽子手，杀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人。那么，我们的声音在哪里，我们的感受是什么，经过这段历史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我们要留下来。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