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刘敏与你无话不说，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明朝内阁制度，设置四辅官，设置殿阁大学士。

设置四辅官

当朱元璋命采取废除中书省的措施前，也曾虚假地向臣下征求，过意见，满朝的文武臣中，只有一个监察御史名叫许士廉的曾经表示说:“严历朝制度，皆取时宜。况创制立法，既出圣裁，实为典要。但虑陛下日应万机，劳神太过。臣愚以为宜设三公府，以勋旧大臣为太师、太傅、太保，总率百僚庶务。其大权如封建、发兵、铃选、制礼作乐，则奏请裁决。其余常制，循制奉行，庶几臣下绝奸权之患，主上无烦剧之劳。”

许士廉的一席话，深得朱元璋的赞赏。因为许士廉首先赞成废除中书省，其次，他又阐明了“创制立法，既出圣裁，实为典要”，是臣下无可非议的事，深深迎合了皇帝专断的心理。最后，才提出减少主上烦剧之劳，又可以绝奸臣窃权的办法是设立三公，替代皇帝总率百僚。但是，朱元璋存在着对臣下的疑忌心理，认为只有事必躬亲，“自操威柄”才最可靠。因此，取消中书省之后，只是从乡下找来几个宿儒和一两个退职还乡的官员，充当春、夏、秋、冬“四辅官”，当做自己的辅佐和太子宾客而已。

十三年(一三八O年)九月十九日，征儒士王本等至京，“始置四辅官，告太庙，以王本、杜佑、龚敩为春官，杜敩、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在救书里说:“召尔等来朝，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天人，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其敬慎之。”廿一日，又敕谕王本等说:“朕尝思之，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而辅臣必择乎正士”。“卿等受斯重任，宜体朕怀，心常格神，行常履道，佐理赞化，以安生民。且卿等昨为庶民，今辅朕以掌民命，出类拔萃，显扬先亲，天人交庆，于戏盛哉!”

朱元璋在这里表示，自己虽然大小权都要独揽，也不得不承认，“不可无辅臣”。不过，辅臣要选择“正士”充当。什么是“正士”呢?按照朱元章的要求是两条，第一是“心常格神”，简单地说是要对皇帝极端忠诚;价第二是“行常履道”，简单地说是行事公正，丝毫不违背皇帝意旨。这两点，一虽然是被征召的儒士愿意履行的，但是，他们是否能“佐理赞化，以安生民”“均调四时，以臻至治”，具备辅佐皇帝教导太子的才于，那就要靠实曦来证明了。

十四年(一三八一年)三月，朱元璋又起用前御史中示安然任四辅官，充实四辅官的人选。八月，安然病逝于京师。当四辅官的人员还未补齐，还只有春、夏言，尚缺秋、冬官的时候，朱元璋就已经意识到这些被推荐来的正士，并不理想，并不能充当他的辅佐，以安生民。他们虽起自田家，但多“悴朴无他长”。因此，到十五年(一三八二年)的七月，让他们仍然告老还乡，并且取消了四辅官的建置。

四辅首的设置，从十三年九月开始，直到结束，历时约一年零十个月。朱元璋取消中书省后的第一次试验失败了。但是，他未就此罢休，因为“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这不只是朱元璋个人的主观想法，而是有客观实际的需要。

当时全国约有人户一千万，男女共约一亿人，缴纳田粮的土田约四百五十万项，每年征收夏税秋粮米麦约三千万石。北方有北元的不断扰边，沿海有楼寇的骚扰，自然灾害每年不断出现。农业生产、小手生业、商业，以及屯田、练军、冶铁、煮盐、织适、潜运等等等等，以皇帝一人统御这偌大的天下，没有得力的辅佐，能办得到吗?因此，朱元璋潜心焦思，另打主意，希图找出一个妥善办法，既不使权奸能窃国，又能使政令推行，有利于他自己和他子孙的统治。

设置殿阁大学士

十五年(一三八二年)十一月，朱无璋仿照宋朝制度，设置了殿阁大学士，任命了礼部尚书邵质做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访任文渊阁大学土，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昊次任东阁大学士。接着，又征召儒鲍恂、全思诚等为文华殿大学士。十八年（一三八五年），朱元璋命吏部拟定翰林院的官职，定翰林院学土秩正五品。其后，又定华盖殿、文渊阁、太阁和文华段等三殿二阁大学士，俱为正五品官。朱元璋用这些文学之士，使他们侍左右，备顾问和充当东宫太子的辅导。他们与垂相的职权不同，不得参与“平章军国事”，“于政事无与也。”

这是朱元璋在设置四辅官的措施失败以后所采取的新办法。

《明史职官志》记云:“明官职，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又说:“当是时，以翰林、春坊详看诸司奏启，兼司平驳。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而已。”这些说法，还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至于翰林院的官员，包括殿阁大学士在内，如何当好顾问，朱元璋是有他的设想的。他说:“官翰林者，虽以诊界为职，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国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当知无不言。”这就是说:翰林乃文学之士，主要职责虽在论思，可是要做好皇帝的参谋，“能正言镜论，补益当时。”也就是说要他们献计献策，出主意，经皇帝裁决后，再交五府、六部等衙门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