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860——1938)，字太夷，号苏戡、海藏，闽侯(今福建福州)人。光绪八年(1882)乡试解元，考取内阁中书之职，历任驻日本福户领事、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清朝退位后曾一度居上海鬻书。1923年投奔废帝溥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协助日本人拥立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甘为汉奸，为士林所不齿。 郑孝胥在民国初年以擅书著称，名重一时。其早年致力科举功名，书学“馆阁体”，临习唐人楷书功夫很深。考取内阁中书后，因座主翁同龠和以书学颜真卿著名,故郑氏亦在学颜方面极为用心。郑孝胥学颜真卿并非直接取法于颜书，而是借径于钱沣、何绍基和翁同酥三人。郑氏平生对何绍基的书法佩服有加，曾有诗句云:“目中有緩叟，他书不能观”，并谓何氏造诣“过于米老，上继杨风”。他发现，清代书家中以钱沣学颜最得其神，且无习气，何、翁学颜都是从钱氏人手的，因此他也选择了钱、何、翁三人作为学颜的阶梯，而重点在于追求其体格和骨力,不取貌似。又兼学苏轼，于结构谨严、点画工整的同时，颇具敦厚丰满之趣。

辛亥革命以后，郑孝胥寓居上海鬻书为生，与沈曾植、曾熙、李瑞清等人过从甚密,常有文酒之会,在一起切磋书艺，交流所学。沈、曾、李等为清末碑派书法的中坚人物,其理论主张皆为碑学。受众人影响，郑孝胥开始对汉魏南北朝碑刻加以重视和临习，书法主张亦随之转变。接受碑学理论后，郑孝胥既贬斥“馆阁体”为“女郎”书，复卑视“晋唐格辙如儿嬉”。遂力主楷、隶相参，学北碑以壮骨气。

在创作中则追求凝重艰涩之趣，而以草率侧媚为病。不独身体力行，更以此课徒教学，广为传授。鬻书上海时期，郑孝胥对汉碑隶书和南北朝碑刻进行了广泛的临摹，书法修养大大丰富，作品风格也稍稍改变。其隶书得力于《张迁碑》《史晨碑》《西狭颂》等碑版，然作品流传不多，成就亦不显，主要是作为一种修养和技法上的体验。而对于北碑则用功颇勤，从《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及《石门铭》等石刻中获益不少，且受张裕钊的影响甚深，对其推崇备至。此后，其书法风格中帖学成分渐少，而碑学倾向加重,由早年的疏朗峭丽转向茂密朴实，并逐渐固定下来。

郑孝胥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见长，风格面目也最为成熟。他的楷书植根于唐人，点画工整，结构谨严。后虽辅之以北朝碑刻，稍加坚实厚重，但因早年形成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旧骨难换，直保留着工整精丽、匀称洁净的格调。但同时在起笔、转折处又常常呈现出方折、翻毫的特点，遒劲雄强，流露出北碑的浸染熏陶痕迹。

在行书方面，不论字形大、小，尺幅横、竖，郑孝胥都是以自己的楷书为起点，放笔挥洒，纵横冲突。其中年以前所作，尚有连绵飘扬之态，越到后来越趋于沉着厚重。字形多呈瘦长之势，中部收束紧结，左右撇捺伸展舒放，在端严的气象中时露奇肆的意韵。用笔则以平直遒劲为追求，尤其突出顿按的动作，方折坚挺，具有明显的清刚之气和朴拙生涩趣味。其美中不足是横画的形态和转折的顿笔出肩有时过于夸张和强调，字形变化也不够丰富，因而不免有单调和重复之感。

这样的郑孝胥虽然不是众多书法家最优秀的书法家，但他的成就也是让我们这些书法爱好者所信服的！当你深入了解他的书法，你可能会了解他所要表达的一些道理！